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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初心-赣南苏区红色故事》胡荣佳“让房”

苏区时期,瑞金既是苏区政治中心,又是战争的“大后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实行军事“围剿”,战争异常惨烈。尤其是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红军伤员与日俱增。战地医院地处前线,医疗条件简陋,许多严重的伤病员不得不转移到“后方”治疗。作为“大后方”的红都瑞金,成了收治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重伤病员的主要地区。随着救治伤员数量的增加,医院病房远远不够。因此,征用民房做医院,是摆在瑞金苏区干部面前最大也是最困难的事。
 
胡荣佳当时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看到前方大批伤病员从火线抬下来,急需治疗,原有的医院早已人满为患。若是没有病房,伤病员得不到及时安置和救治,作为地方领导无颜面对在战场上的指战员,更无法向党、向牺牲的红军战友交待。
 
在客家传统习俗里,农村民房是不可以用作医院的。租或者借更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你出再高的租金,也没人会贪此之财。为什么呢?当地人认为外人生老病死都不许发生在自己家里,谁家不幸遇上这样的事,会倒上八辈子霉。即使遇到意外情况,外村外乡人病成奄奄一息,也得抬离村庄,不能在他人村里(屋子)抢救、病故。即便是自己的岳父岳母,膝下无儿子,投奔女婿家养老度过晚年,也不可以死在女婿家,去世前必须抬到茅房(厕所)或破庙中去。
 
医院是经常死人的地方,因此红军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作医院非常难。即便房子主人觉悟高,积极支持革命、支援红军,愿意将房子提供出来作医院,村中长辈也不会答应。在红都瑞金,老百姓虽然觉悟高,积极支持革命,踊跃送子参军,但把自家房子让给红军作医院,这可不是件小事,不是一两个人点头答应就行的,一要做通村中长辈、族长的思想,二要房主大度愿意献房,三要协调几家合挤住在一起。瑞金老百姓大多没有宽余的房子,寻找房子作医院比登天还难。
 
胡荣佳身为县委书记,当然知道找房子作红军医院是件非常难办的事,也是摆在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他在会上要求所有干部,耐心做群众的工作,尽可能在隐蔽保密的地方找到民房用来作医院。可现实中碰了不少钉子,要做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并非易事。虽然自己老家青山下也有一处理想之地,但要做通全村人的工作实在太难。
 
胡荣佳深深懂得,作为干部必须带头作表率,于是硬着头皮回到家与村里的长辈们商量,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好话说尽,磨破了嘴,村里人就是不答应。有的说,自从你当了苏维埃干部,我们村的青壮年大部分参加了红军,已经牺牲了五六人,还要我们怎样?有的说,支援前线,认捐粮款,我们比其他村多得多,难道做得还不够吗?也有的说,革命、革命,总不能专革自家的命吧!
 
一天,两天……胡荣佳对老人讲革命道理,对族长讲当前形势,对妇孺讲科学知识,一遍一遍恳请叔叔伯伯们帮忙。功夫不负有心人,村里的长辈终于答应将房子腾出来,两三家合成一家住,大人小孩挤一个房间,连片腾出十多间空房作红军医院病房,改设成了规模不小的红军医院。
 
医院建成后,伤病员真是不少,全村老少主动帮助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更让人感动的是,由于红军医院医生、护士少,村民还经常帮助医生、护士为伤员清洗伤口、换药、喂食,甚至掩埋尸体。在当时,红军战士间患有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疟疾(俗称打摆子)。由于村子里很多人为红军医院做事,体质差的村民很容易染上疟疾,加上缺医少药,一旦感染很难治疗,经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几年,相邻几个村子有很多村民因病去世。为此,有些人开始埋怨起胡荣佳来,后悔当初不该答应腾出房子作医院,一些情绪激动的村民甚至要求红军医院迁走。说归说,但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为红军伤病员热情工作。可见,苏区群众是善良、纯朴、通情达理的!
 
红军主力长征后,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安治村青山下曾作过红军医院,丧心病狂地加害村中族长,将参加过红军医院工作的群众统统逮捕入狱,一把火将驻扎过医院的房子烧为灰烬。事后,留守苏区的胡荣佳回到村子,看到满村断壁残垣,了解到亲人饱受牢狱之苦,双膝跪在长辈们面前,痛心地流下了眼泪,发誓要为村民们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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