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初心-赣南苏区红色故事》傲雪凌霜一青松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题为《青松》的诗篇，是对艰难困苦中高昂头颅的共产党人崇高品质的热情讴歌。杜慕南烈士就是这样一棵巍然屹立的青松。

 

杜慕南，1913年出生在安远县濂江乡修田村一个贫困农家。他于1927年投身革命，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是安远、寻乌等地农民运动和粤赣边游击战争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转移后，根椐粤赣边军政委员会的指示，1935年5月，杜慕南奉命率领红色挺进队返回安远南部与寻乌边境一带坚持游击战争。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游击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和不间断的“清乡”、“搜剿”。挺进队缺吃少穿，处境十分险恶。但是，他们在群众的支持下，仍然坚持斗争，频频出击，经常四处活动打击敌人，挖公路、剪电线、烧桥梁，像尖刀一样直刺敌人的心脏，不仅对敌人造成很大威胁和震慑，也极大鼓舞了根据地群众的信心和斗志。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恼火，扬言：“谁能抓到杜慕南，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尽管反动派悬赏通缉，四处搜捕，却次次扑空。眼看硬的办法不行，他们又采用诱降的方法，写信劝杜慕南下山，许诺只要他洗手不干，可给一个副县长的官给他做。可这一切都遭到了杜慕南的严词拒绝。

 

1935年冬，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国民党军对游击队的“清剿”更加残酷。在军事上，他们挖空心思采取砍树、搜山，实行“屋烧光、人杀光、东西抢光”的三光政策。在政治上，他们施用“移民并村，十户联保制”“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通匪、十家同祸”的方法，将小村并入大村，十户编一个联保，指定其亲信负责，群众外出干活，不仅要请假，而且还要定时回家；否则轻者挨打受骂，重者坐牢杀头，妄图以此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企图把挺进队困死、饿死在山上。

 

为了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杜慕南召开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及挺进队负责人会议，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决定将挺进队分为三个小队分散活动。挺进队的同志们经常昼伏夜出，活跃在安寻边境，时而伏击敌人，时而捉住土豪劣绅进行罚款，时而护送粮食、布匹、食盐和日用品上山，革命斗争开展得十分活跃。

 

敌人黔驴技穷，国民党部队和靖卫团、铲共团、保安队更加疯狂地向游击队“清剿”，时而派兵搜山，时而放火烧山。在恶劣的环境中，挨饿、受冻、雨淋、疾病等，一齐向挺进队队员们袭来。在这严酷的斗争中，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了，成了可耻的叛徒。1936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杜慕南率领挺进队转移到安远镇岗凤山、三百山交界的樟溪水附近山腰间宿营。天刚露出鱼肚白，杜慕南起来查哨，发观树林边有响声，立时警觉起来。这时，原挺进队一小队队长、叛徒张炳煌带着敌人避开了游击队的哨兵将挺进队团团包围。杜慕南一边向敌人开枪射击，一边指挥队员突围。激战中，杜慕南肩部中弹，流血不止。警卫员赶忙前来为他包扎。杜慕南毅然大声命令：“你们快走，我来掩护”。随即，他爬着钻进了小树丛，继续同敌人顽强战斗，掩护部队转移。

 

这时，大批的敌人像恶狼似地扑了过来，杜慕南不幸被捕。反共靖卫团长赖良栋亲自前来审问，皮笑肉不笑地说：“杜书记，只要你答应同我们一起干，要官要钱都可以。”杜慕南回答说：“可惜，我要的东西你们没有。”“你要什么？”赖良栋迫不及待地问。“我要革命，你答应吗？”赖良栋无法审问下去，就对叛徒张炳煌说：“你去劝劝他。”张炳煌厚着脸皮对他说：“老杜，事到如今，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为好，否则要杀头的。”杜慕南怒声喝道：“无耻的叛徒，给我滚！”杜慕南在监狱关押了三个多月，受尽了折磨。

 

有一天，戴着手铐脚镣的杜慕南又一次来到审讯室。一个敌军官问道：“杜慕南，你是哪里人？为什么参加革命？”杜慕南面不改色地回答：“我哪里人你不知道吗？我是安远濂江修田人，是为了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敌军官暴跳如雷，喝道：“你写不写悔过书？”杜慕南斩钉截铁地说：“不写！”敌军官喝令用刑，打手们立即用踩杠子、灌辣椒水、烙铁烧等种种酷刑，折磨杜慕南。杜慕南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几次昏死过去。可敌人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两个字：不写！

 

1936年5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敌军官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敌兵，打开监狱门，气势汹汹地喝道：“杜慕南，出来吧！”这时，杜慕南知道自己要被处决了。他用手整了整衣服，理了理头发，昂首挺胸地走向刑场。在刑场上，杜慕南竭尽全力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杜慕南英勇地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时年23岁。他像一株高山之巅傲然挺立的青松，永远活在了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