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四中全会解读之一：习近平之问的时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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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具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这是我国长期探索的结论，是对习近平之问的时代答案。
2001年，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我们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机结合？第二，这种结合是优势组合还是劣势组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试错与调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2]“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3]“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4]。
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江泽民同志说：“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语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画龙点睛”，“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版本不断升级的过程。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在西方人眼里是不可能的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5]
我国是通过推行两个轨道的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一条轨道是推进私有经济的发展，我国从一个公有制占据绝大多数的经济体转变为多种所有制混合的经济体。
中国经历了一个民进国退的过程，规模以上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78%下降到目前的27%左右，这一点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并无不同，私有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
另一条轨道是对于公有制性质的经济成分，推行了产权分置的改革，使得公有制经济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市场经济主体。
国有企业能够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关键的改革是推行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从而使得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主体，从根本体制上解决了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6]
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
二战之后，随着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演变，企业股权日益分散化、多元化和社会化。西方的大企业也是所谓的“所有者缺位”，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为例， 55%的股票由机构投资者控制，40%的股票由200万个人股东拥有。[7]其中机构投资者并非最终所有者，而是代理所有者。
那么，谁是通用的“真正所有者”呢？几百万的股东谁对通用的企业资产负责呢？
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全民是终极所有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8]
这就是国有资产的“替身所有者”，其发挥的功能类似于机构投资者。2005年美国机构投资持股比例已经达到61.2%，由于机构投资者产权来源多元，大多属于资产委托管理的“信托财产”，机构投资者是作为“终极所有者”的代理人。[9]
当然，国有企业终极所有者不是个体，而是全民，这就意味着其所有者权益不仅仅是全民分享红利，更重要的是通过国有资本的运营与投资，推进人民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这就要求国有资本的投资与运营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
中国公私经济的关系，就如同元曲中写的：将两个泥塑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我，“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公私经济交叉持股，深度融合，许多企业已经难以区分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而是高度混合的。
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另一个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形成优势组合？
中国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这种改革不但是渐进地，还是务实地，并非对照“标准答案”的改革，而是不利则改之，有利则不改之。
这使得中国的改革在倒掉洗脚水的同时，留下了婴儿。
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消除了计划经济劣势，保留了社会主义优势，弥补了市场经济的失灵与缺陷。
经典社会主义是以计划替代市场，自由资本主义是有市场无计划，中国则将市场经济与规划两种资源配置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10]
中国虽然抛弃了计划经济这个“坏东西”，但是仍然保留了计划这个“好东西”。
今天的中国五年规划是公共事务治理规划而不是经济计划。
“十三五”规划84%指标已经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公共事务治理类指标，即便是剩下的4个经济发展指标，也是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宏观量指标，而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钢铁、煤炭等实物量指标。战略规划主要在在宏观层面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引导资源配置，而不再介入微观的经济活动。
市场经济条件为何还需要五年规划？这不是计划经济的残余，而是“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11]
规划的功能类似物理学上的顺磁性。
市场就如同一个磁体，市场中千千万万个企业，就如同小磁针，它的指向是自由与混乱的，而规划就是加在磁体上的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并不会使得磁体中的指针指向同一方向，小磁针指向仍然是四面八方都有，但是从概率统计上，会有更多比例的小指针指向外部磁场的方向，磁场越大，这个比例也越大。
磁场是规划指引，小指针指向就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规划与市场的结合就是国家目标与个体自由的结合，如同有了磁场提高了小磁针的共同指向的概率，有了规划就促进了分散个体的合力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目标的实现。
如同磁力不同，会对小磁针的指向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其强度不同，五年规划发挥约束、引导与信号三种功能。
规划对于公共资源配置具有约束性功能。
约束性规划使得政府能够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企业为什么要制定计划？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确定优先次序，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同样如此，政府面临的挑战千头万绪，而公共资源有限，如果没有规划，就会如同孙悟空面对九头虫怪物，不知该先劈哪个头了。
规划对于关系公共利益的混合性资源配置具有引导功能。
混合性产品虽然企业、个体是生产主体，但是具有国家战略意义，需要国家战略引导。例如通过规划引导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等。
规划对于社会资源配置具有信号功能。
五年规划的信号功能稳定了社会的预期，例如十三五规划出台之前，社会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看法很不明朗，规划一公布不低于6.5%的年经济增长率，就很大程度稳定了市场信心，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没有未实现的。
五年规划的制定也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信息沟通过程，企业、个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参与到规划中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李淯（Ann Lee）就认为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制定规划，让企业高管们参加到中长期规划中来，而不是深受混乱的政策信号之苦。[12]
经典社会主义将政府作为一级的生产单位，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不参与经济生产活动，主要进行再分配和提供服务公共服务。
中国的创新是平台型地方政府，它参与生产价值创造，为发展提供平台，成为整个社会价值创造的重要一环。
生产的链条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提供平台，第二个环节是是企业生产。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就类似淘宝、微信等平台自身不生产任何产品，但是企业的生产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平台。
多年来地方政府“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不就是提供发展平台的功能吗？正是基于地方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实现了价值创造和自我增值。
中国有333个地级行政区,有2852个县,加上4万个乡镇中的相当部分，构成了中国庞大的政府系统的“平台型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活动的“操盘手”，它们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又有所联合，通过土地开发、产业规划、园区建设、招商引资、项目推动等方式来不断拓展业务，为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了中国经济起飞。
在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型的过程中，仍要将地方政府看成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一环，而不是转向监管型与服务型政府，保护地方发展与创新的积极性，充分授权，鼓励试错，提供更多的正向激励机制，容错纠错机制。
每次在深圳、香港两地通关的时候，我都禁不住地思索：
是什么造成了两地长期经济绩效的巨大反差？
三十多年前，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已经变身成美仑美奂的国际大都市，东方明珠的香港却日见萧瑟与迟暮。
如果说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深圳与香港就是两个制度橱窗。
说到市场经济优势，香港无疑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全球模范生。
但是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不能帮助它解决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例如基础设施的落后、“贫民窟”问题、高科技产业不振等。
那些批评中国大陆是靠“低人权优势”获得竞争力的思想家，真应该到香港九龙、深水埗的那些成片的“鸽子笼”里住一段时间，感受一下狭窄空间、陈旧设施与无休止噪音带来的市中心繁华感，体验一下无法拆迁的高人权优势。
放任自主的市场经济使得资本权力、利益集团绑架了公共利益，并不动声色地以尊重弱势群体权利的名义使得弱势群体成为最大的输家。
深圳的成功恰恰在于它不但有市场经济优势，还有社会主义优势，形成了二者的复合优势，才使得现代基础设施一日千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才四方汇聚，高科技日新月异。
正如诺斯所言：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13]
中国不但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而且它独特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复合优势，也使得它超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也必将创造出更高的经济发展绩效。
社会主义不但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而且成为我们制度的显著优势，这是对习近平之问长期探索后充满自信的明确回答，是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探索的伟大贡献，也宣告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撒切尔夫人预言”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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