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典范：苏区干部好作风

      【摘要】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实践中，铸就了伟大的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新时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教材。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历史源头去探寻和领悟其深刻内涵、精神实质与根本要求，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带领亿万群众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奋斗。

 

      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在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实践中，铸就了伟大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成为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历史镜鉴。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总结我党早期群众工作实践的基本经验，深刻洞察中央苏区艰苦斗争环境下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思想观点和论断。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2］。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事业的全部活动中，不仅要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唯一宗旨，而且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由人民群众自己来完成革命的各项任务。可见，人民群众主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本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在领导中央苏区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1928年7月，党的六大制定的《政治议决案》规定：“党应更坚决的继续执行这一争取群众以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3］在1929年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强调“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3］；“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3］，这是“群众路线”概念的首次提出。1929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起草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4］，“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5］这是我党首次提出经过群众路线来贯彻执行党的决议的领导方法。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中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4］。这些思想观点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因为尊重社会存在就必须尊重群众，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必须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表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了关于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1941年，毛泽东充分肯定苏区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指出“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4］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创立的群众工作思想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

      从实践角度考察，苏区干部好作风源于党领导的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早期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建党伊始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组织一个‘群众党’”。［6］1925年2月，党的四大制定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指出：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7］同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中的《关于组织问题议决案》里特别强调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中国革命运动将来的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6］。

      毛泽东是群众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先行者。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他就在湖南组建新民学会、开展民众运动，在其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阐明了“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其力量最强的思想”。［8］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入学校、矿区、农村，开办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毅然走上了引导、组织和发动群众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道路。1925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踏实的同盟军是农民。［4］为从事实和理论上答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通过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获取了第一手的材料，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对农民运动的伟大力量予以高度评价，批评了当时党的个别领导者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做官当老爷的恶习流弊，集中阐发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革命思想［4］，标示着其群众工作思想的初步形成。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的成功实践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不但印证了毛泽东的观点，也更加坚定了我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

      中央苏区从创建之初，就处于敌对势力的严密封锁和包围之中。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生红色政权极端仇视，集结重兵连续向中央苏区发起“围剿”，妄图消灭党和红军，消灭红色政权。由于赣南、闽西地处偏僻，经济落后，当地民众文化程度不高，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群众对于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不太了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自身还很弱小的党和红军，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苏区的劳苦群众。只有密切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主张，争取群众信任支持，才能扩大红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巩固苏维埃政权。

      其中，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将之作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生命线。1933年春，他在指导中央苏区的扩红和查田运动、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建设过程中，对于如何改善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密切党群关系、动员组织群众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大胆实践。他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强调，“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5］在争取群众时，“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和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并“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5］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明确指出，只要真正关心群众利益，“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扩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革命就有了“巩固的阵地”，就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4］这些重要论述对实现当时党的政治任务，密切党群关系关系，均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苏区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认识了共产党，义无反顾地参军杀敌，而且创造性地做好了各项后方工作。党和红军也因此得以在苏区站稳脚跟并迅速发展，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宗旨，在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的苏区干部好作风，成为我党群众路线形成的重要标志。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

      1930年5月，为消除党内教条主义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轻视中国革命实践，轻视群众斗争经验，开口“拿本本来”，动辄照抄照搬六大决议、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的著名论断［4］，得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结论［4］，“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4］正是这篇光辉著作，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重要理论观点，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初步形成，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开篇。

　　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精辟论断，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素材。正是在此基础上，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9］这就阐明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唯一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为党如何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指明了途径方向。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依靠群众更强大；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心更宝贵。

      毛泽东强调，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念叨争取群众。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报告，强调要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使战争获得新的群众力量，否则“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4］；并特别指出，官僚主义“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我们应该采取“群众化的方式”，“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4］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群众生活是党的两大任务，“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要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4］；只要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4］；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注意方法，“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4］

      苏区干部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头，努力做到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当年苏区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把自己当作“人民的长工”，朱德给战士打草鞋、张闻天帮百姓砍柴、徐特立解救童养媳的故事传颂至今，一口“红井”更是盛满了领袖对群众的深情。民意如秤，人民用“埃政府”（埃：ai，当地客家方言，“我”的意思）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中央苏区时期，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深入发动民众，争取一切积极因素，支援苏区建设和革命战争。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4］他在1934年于瑞金沙洲坝写成的光辉文献《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所在是依靠群众。只有以实际行动感召人民，用现实利益争取群众，才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苏区党员干部将人民群众视作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积极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支援革命事业。针对群众对党缺乏认识、对革命事业信心不足的实际，党员干部深入圩日集会、田间作坊，运用俱乐部、列宁室、标语口号、红色歌谣、化装讲演等形式深入开展群众教育，有效激发了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造成参加与支援革命和建设的热潮，出现“父母动员儿子、老婆宣传老公，弟弟动员哥哥”的动人局面。有关资料表明，中央苏区时期，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青壮年有50万；其中，先后参加红军的有33万余人，支前的有60多万人。如果没有全苏区人民群众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持，没有数十万青壮年的踊跃参军参战，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中央苏区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在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模范带头，廉洁奉公，以“第一等工作”的标准和成绩，带领人民群众开辟出“一片自由而光明的新天地”。

      在中央苏区，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事情和完成的革命任务，党员干部首先能够做到，并且始终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在查田运动中，毛泽东强调干部不能与民争利，要成为维护群众利益的模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5］他把模范带头作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问题的要着，指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5］在中央苏区，各级干部模范带头，以身作则，涌现出长冈乡、才溪乡等“苏维埃工作的模范”。［10］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4］中共兴国县委提出，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做到“十个带头”，要成为“四个模范”。［10］对此，毛泽东称赞：“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4］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党的廉政建设进行了可贵探索，强调要对党员干部进行扎实有效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5］，因为它损害了群众利益，严重脱离群众。从1934年1月起，在中央苏区掀起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目的的惩腐肃贪和群众检举运动。在毛泽东签发的中央执委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中，明确规定：“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11］据统计，仅两年多查处贪官41人，其中枪毙15人。依托完备的法律监督机制和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使苏区广大群众看到“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2］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实践表明，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在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和命运，必须以“正风肃纪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和意志，坚决彻底地解决好。习近平指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历史进程永远不会结束。”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为民实践中铸就的苏区干部好作风，为新时代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我们要从历史源头领悟其深刻内涵，从现实使命中感悟其时代价值，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执政为民是为政之本。从政党政治的规律来讲，任何一个政党都是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代表。政党只有很好地代表了这个利益群体，并为其谋取利益，这个社会群体才会支持这个政党。心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当年，面对掌握全国政权、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剿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能够建立并一度达到鼎盛，就在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用执政为民的实际行动赢得民心、汇聚民智，确立了血浓于水的党群关系。今天，能否经受“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对于我们党永葆先进本色、巩固执政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此，我们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从传统中感悟精神，切实掌握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精神实质与根本要求，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指引、评价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不断提高在新的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虚心向人民群众求教，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丰富生动的实践之中增长政治智慧、提高执政本领。只有这样，我们党长期执政和党领导的各项事业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求真务实是成事之道。求真务实，就是要真抓实干，大兴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之风。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只有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只有多次反复地深入群众斗争的实际，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形成正确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如果像本本主义那样，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工作进行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指导，就一定会失掉群众并会把各项工作搞糟。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充分表明，求真务实是党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杜绝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干事创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倾听基层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创新敢干的良好形象，引领人民群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

      清正廉洁是立身之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政权的兴亡，往往与吏治清廉与否有着必然的联系。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1］中央苏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根本区别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朽统治，是引领和扭转旧中国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是我们党凝聚民心、艰苦奋斗、克敌制胜、夺取政权的强大正能量。腐败问题是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腐蚀剂，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为此，我们要效法和学习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好制度、好传统、好做法，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切实做到：强化法制观念，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健全法规制度，营造廉政环境；完善监督体系，强化“四个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7］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8］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在《湘江评论》发表［N］.中国档案报，2011-04-29.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中央苏区史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1］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2］中央苏区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罗包庚（1968—），男，江西万载人，教授，历史学硕士，大校，主要从事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