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红色资源”的价值、转化与应用

【摘要】“红色”作为当代中国资政育人的一种重要资源已经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诸多利好政策相继颁布出台，研究成果也纷纷涌现面世，其与资源相结合所形成的“红色资源”更是成为社会高频热词。它的本质定义应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形成，并能为我们今天利用和开发，且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的各种精神以及物质载体的总和。作为中央苏区核心区域之一的闽西地区红色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含义深远，有必要在“红色资源”已有概念基础之上针对本地区实情作更进一步的精准界定。同时，对其进行拓展和提升有赖于党史研究的深化和正确红色资源观的树立，不仅在转化和应用上需要对接新时代市场经济开发模式，而且在教育过程中应用时也需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切忌千篇一律、重复杂乱。

 

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若要达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所提出的“立德树人”目标，除了务须具备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之外，如何利用好中国共产党自身不懈奋斗、艰苦创业的这部近百年红色历史，并将其转化为助推思政课教学的一把“利器”，更是现实赋予每一个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迫切思考课题（某种程度上确实也是一道难题，并不容易）。职是之故，近几年来，“红色”“红色资源”或与之相关的议题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重视，中央层面的“不能失去红色底色”可谓言犹在耳，有关研究性文献也层出不穷，非常之多，说它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或曰“富矿”并不为过。① （注释：有关“红色”和“红色资源”的代表性研究文献有肖发生《定位与提升：“红色资源”再认识》（《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胡松、杨宇光、朱小理：《“红色资源”的界定及其转化的必然性》（《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朱小理、胡松、杨宇光《“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第5期），李贤海、李文瑞《对“红色资源”概念界定的思考》（《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陶璐、胡松《“红色资源”相关概念的辨析》（《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张泰城、张玉莲《红色资源研究综述》（《井冈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张泰城《论红色资源的教育特质》（《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肖发生、陈钢《论红色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井冈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另有胡松、朱小理《近十年来关于红色资源研究述评》（《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和周颖、金瑶、赵晓《近十年来红色资源研究述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年第12期）两篇综述性文献也可一并参考。从中不难发现，对于“红色资源”的基础研究主要还是以江西学者为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前期构思阶段深受肖发生老师《定位与提升：“红色资源”再认识》一文的启发。）

 

　　正是在此背景下，作为中央苏区核心区域之一的闽西所拥有的丰富红色资源也逐渐进入政策制定者和学界研究者的视野。 ②（注释：有关“闽西红色资源”的代表性研究文献有：邓泽村《闽西革命旧址的分布特点、保护和开发——兼论闽西红色资源整合及其经济价值》（《闽西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黄宝莲、林振东、涂水发《闽西苏区红色资源利用与德育校本课程开发》（《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刘双、钟美兰、余彩妹、黄文瑾《龙岩红色资源开发研究》（《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以及笔者拙文《闽西红色资源在“概论”课教学中的应用》（《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7年第2期）。简言之，怎样把丰富的本地红色资源融入教学过程，使“闽西红色资源”不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支撑，而且也能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入课堂，从根本上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让学生喜欢听，觉得听完之后还很受用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囿于多方因素的制约，学界对于“闽西红色资源”的定位、拓展、提升以及如何更为有效地转化为教育资源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甚至非常之少。③ （注释：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闽西红色资源”近年来在现实中的“礼遇甚隆”并未反映到学者的案头选题之中，本文首页脚注二中的几篇文献已经是截至目前（2018年1月26日）刊载于中国知网（CNKI）以“闽西红色资源”为题名所能找到的全部文献。相比于邻省学者的“大干快上”，整个福建全省在这一领域几近“失语”，而学术语言的缺位也将必然导致无法形成有说服力的政策措施和意见报告，致使“福建红色资源”在全国难免给人以“雷声大、雨点小”之感，而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西红色资源”本应有的格局和高度也就难以显现。）鉴于此，笔者拟结合文献研读和实地调查两方面的体会经验，对此问题做一整体梳理，以期就教于方家，推动“闽西红色资源”的研究。

 

二、“闽西红色资源”的定位与内涵
 

　　准确定位某一事物，并领会内涵有赖于对关键概念或核心语词的独到把握，具体到“闽西红色资源”这一特定词组，笔者认为“红色”“资源”“闽西”乃是欲对其进行全面理解所需三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环环相扣、互为勾联，共同构成“闽西红色资源”的整体意涵，缺一不可。

 

（一）“红色”

 

　“红色”的本意为“浅红色”，富含胜利、成功、喜庆之意味，同时，它还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及政治觉悟高”［1］，具有鲜明的政治表征。由此可见，“红色”一开始只是作为描述颜色的普通形容词，而后才是作为一种政治标识④（注释：其实，远不止是“红色”具备这一功能，另有“白色恐怖”“黑色星期一”“绿党”“蓝营”“绿营”等带有鲜明颜色的政治性语汇。）或者说是隐喻——也即“常常通过类比与某种自然现象关联起来”［2］，进而升格为一种意识形态乃至特定政治行动，如“颜色革命”就是“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3］。

 

　“闽西红色资源”中的“红色”肯定不是成功喜庆之意，也不完全等同于革命（如辛亥革命就不能算作“红色”），也不是所有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一切都能进入“红色”之列，这里所说的“红色”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49—1978）和改革开放（1978— ）三个前后相续的历史时期，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斗争和实践密切相关的内容。

 

（二）“资源”

 

　　与“红色”相类似，“资源”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与历时性的概念，最早源自经济学，意为“资财之源”和“创造人类社会财富的源泉”［4］。传统认识中的“资源”多以自然资源为主，“特别是单项自然资源的研究”［5］，如水、矿产、森林等，“是作为生产实践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提出来的，具有实体性”［6］。即使是最新版《辞海》中的解释——“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等的来源”［7］，也还是侧重于“物”的一面。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资源”的认识也逐步超越单纯物质层面，而趋向更具动态的综合性理解，特别是人文内容和精神要素被纳入其中，不论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知识资源”［8］，“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性资源”［9］的划分，或者明确提出“历史文化资源”［10］这一概念，都体现了这一路径取向。简言之，“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的客观存在，且能够为人类所开发，并对人类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三）“闽西”

 

　　历史上的闽西乃“八闽”之一，主要指汀州府——即上杭、永定、长汀、连城、武平、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也称“汀属八县”，而龙岩、漳平和宁洋则单属龙岩直隶州。苏区时期，从1929年3月—1934年3月，共计25个县市以及区乡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① （注释：除继续保有“汀属八县”和龙岩、漳平、宁洋、平和四地之外，另从中析出汀连、新泉、新汀、汀东、杭武、彭湃、泉上、兆征、代英、明光、汀西、新杭、汀州等13县。可参见王荣光主编：《闽西地名》，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略有争议之处在于平和与南靖两县（皆属漳州）是否也属于闽西苏区范围，正因为如此，目前就苏区时期的闽西版图大致形成“11县”② （注释：分别为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漳平、宁洋。可参见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12县”③（注释：较之“11县”的说法多了一个平和县。可参见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13县”④（注释：该说法不仅将平和，也把南靖，可参见孔永松、林天乙编：《闽西革命根据地简史》，厦门大学历史系，1980年8月，第1页。）三种说法。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6年7月，撤销宁洋县，其地分属龙岩、漳平、永安。明溪和宁化、清流分别在1961年、1962年划归三明专区。原“汀属八县”中的其余五县加上龙岩、漳平合并组成今天的龙岩。因此，原闽西苏区所辖地域主体包含现龙岩市全部，三明市的宁化、清流、明溪三县和永安一部⑤（注释：1956年8月，宁洋县撤销，原大陶区全部和双洋区虎山乡划归永安。可参见詹柏山主编：《香寮村史》，2011年9月，第6页。），而由于大部分县市都在龙岩，闽西常常成为其代名词甚至是专属名词，这也就产生了所谓的“小闽西”和“大闽西”⑥（注释：“小闽西”一般专指龙岩市所辖两区（新罗——原龙岩县、永定——2014年撤县升级）四县（上杭、武平、长汀、连城）以及一个县级市（漳平），而“大闽西”则包括后被划归三明的宁、清、归三县和原属宁洋的永安一部。）之分。

 

　　综上所述，“闽西红色资源”指的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活在闽西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形成，能够为我们今天所开发，并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的各种精神以及物质载体的总和，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闽西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闽西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和闽西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所留下的脚踪足迹（如纸质文献、实体文物、活动遗址、纪念建筑、文艺作品）及其中蕴含的精神都属于“闽西红色资源”。

 

2.“闽西红色资源”的价值功能需要研究者的理论诠释和教育者的讲授传播来有效发挥。从内容和精神着眼，“闽西红色资源”必定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高校）的重要养分，但作为客观存在的“闽西红色资源”并不会主动发光发亮，需要教育者对其给予合理诠释和讲授，使之通俗化，“接地气”，进入寻常百姓心中。

 

　 3.“闽西红色资源”是有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以“中国社会主义‘大历史’”［11］的尺度来衡量，产生在前两个阶段的“红色资源”已被时间“定格”，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挖掘和整理，而后一阶段虽还在行进之中，但也历经四十载风雨历程，已经可以对其凝思总结，但不论是哪一阶段，“闽西红色资源”的核心要旨在于精神。

 

三、“闽西红色资源”的拓展和提升

 

　　如前所述，“闽西红色资源”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改革建设进程中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有着十分显著的资政育人功能。时至今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昂首迈入新时代，无疑有必要在更高层次拓展和提升“闽西红色资源”，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一）“闽西红色资源”的特质提供了拓展可能性

 

　“闽西红色资源”内容丰富，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特质，涵盖人、事、时、地、物，这些都为进一步实现自身拓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1.说起人，闽西儿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涌现了像邓子恢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还包括数位某一方面的重要开拓者，如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新中国成立后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很好完成长征前卫任务的杨成武以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此外，在当年的中央苏区时期，共计10万闽西子弟参加工农红军队伍，新中国成立后在册烈士名单即有23000多人，占整个福建全省烈士的四分之三多，另有十多万为革命牺牲的群众百姓，在8万多人的长征队伍中，有近3万闽西好儿郎，两万五千里长征每前进500米，就至少有一个闽西子弟壮烈牺牲。［12］

 

　　2.提及事，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不少大事就发生在闽西。依照时间顺序为：1928年3月4日的龙岩东肖后田暴动；在我党和我军历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也正是这次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两大原则，解决了如何将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这一关键问题；一生高度重视社会调查的毛泽东曾三次亲临才溪，并于1933年11月下旬写就《才溪乡调查》；邓子恢以其闽西土改经验为基础而总结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成为中央以及后来其他根据地土地改革的重要原则，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摧毁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土地改革的锐利武器”［13］。

 

　  3.至于时，中共党史上的若干关键节点都与闽西相关。1929年1月，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所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本欲采取“围魏救赵”之战术以解井冈之围，最终却事与愿违，并未成功。也就在此一艰困之时，他果断放弃此前计划，选择东进闽西，另辟蹊径，他的视野也“从一个地区和一个省，拓展到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广度”［14］，而在占领长汀之后，建立了赣南闽西地区第一个公开的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由中央派来的通讯员也送来了中共六大决议和其他重要文件，这就可以理解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后来在延安采访朱德时为何会感叹“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15］。

 

     4.要论地，闽西是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成功执政的地区。早在大革命时期，闽西就已形成良好的群众基础，为其于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过渡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做好民意铺垫，这也是在思考闽西时不可或缺的地缘要素。环顾当时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除了苏联已由共产党执政之外，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控制区域未及全国，但包括闽西在内的全国各苏区却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前提供了如何进行有效治理的一块块“试验田”，而闽西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它是土地革命的“发源地”和“实验区”，“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多样性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实验最丰富、最完整的和最具代表性的地区”［16］。

 

　　5.谈到物，闽西现今仍然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革命遗存。闽西大地迄今依旧随处可见当年的红色印记，不仅数量充裕，而且非常完整。从古田会议旧址群（含有古田会议会址、松荫堂、中兴堂、协成店、文昌阁、树槐堂、望云草室、士兵调查会会址、张氏家祠、张氏家庙、于溪公祠、愧山公祠）、长汀革命旧址群（包括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福音医院、辛耕别墅、福建省总工会旧址、云骧阁、中共福建省旧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朝斗岩）到永定闽西苏维埃政府旧址群以及星散于闽西各地的红四军司令部和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旧址、后田暴动指挥部旧址、闽西工农银行旧址等等，无一不是闽西人民骄傲的“军功章”。

 

（二）“闽西红色资源”的现状催生了拓展紧迫性

 

　  不可否认的是，“闽西红色资源”目前的状况令人无法满意，至少是不符合社会各界的心理预期，更谈不上与新时代的要求相匹配，心慌焦虑也就难以避免。

 

　　1.研究滞后、成果薄弱；人才断档、队伍凋零。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福建省党史研究工作者虽然围绕“闽西红色资源”展开大量研究，但相比于同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西省党史同行对赣南苏区红色资源的深入发掘，不论研究水平还是成果质量，都极难望其项背①（注释：江西省可以说是倾全省之力实行重点攻关，反观福建，或许也和省内客家、华侨、闽台（台湾）三大地域性特色研究方向的存在有关，无形中弱化了“闽西红色资源”的研究力度。）；另一方面，仅就赣州市和龙岩市而言，后者的“闽西红色资源”研究水准现阶段对自身红色资源的把握和运用也很难比肩隔壁邻居。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数量一定程度上就能说明一二，2016年3月才升格的赣南师范大学共计获批11项，明确以中央苏区史事为题的有4项（3个一般项目，1个西部项目）②，几占该校人文社科研究的半壁江山，而作为闽西红土地的唯一一所本科院校，龙岩学院2017年只有3项课题入选，其中的两项（1个一般项目，1个西部项目）③ 以研究中央苏区为主。如果算上赣南医学院、江西理工大学各自以中央苏区歌谣、红色文化为题申报成功的西部项目和一般项目，两地之间的差距就更为明显。

 

　　落后于研究前沿，必然缺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作为理论支撑，也就更谈不上所谓“闽西红色资源”的开发——即便有，也多为低水平重复建设，鲜少亮点。这与上世纪末参与编纂“中央苏区历史研究”丛书①（注释：此套丛书总共六本，分别为《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李小平）、《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史》（王予霞、汤家庆、蔡佳伍）、《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蒋伯英、郭若平）、《中央苏区军事史》（曹敏华、高绵、欧阳小松）、《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杨小冬、罗长祥、陈世奎），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孔永松教授，原福建省龙岩地区老区建设办公室主任马先富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蒋伯英教授共同主编。该丛书的作者群主要来自厦门大学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两家单位，汇聚了当时福建省内老中青三代党史研究者，但很可惜的是，丛书出版后，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也只有蒋伯英教授领衔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一直在坚持从事中央苏区史研究，而厦门大学的中央苏区史研究则未能得到应有传承，其学术重心则转向以田野调查和民间文书为主的历史人类学、区域社会经济史等领域，失去了厦门大学这面旗帜的带动，福建的中央苏区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也好似少了火车头的牵引，前行动力明显不足。）诸位同仁因各方原因或是星散谢逝，或是转业他行，而年轻一代学者未能及时“接班”有着莫大关联，这意味着福建失去了一次形成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力层次递进、人员团队稳定的党史研究“方阵”的良机。加之彼时龙岩、三明、漳州三地的高等院校还是以培养初高中师资为主的专门性学校，人才欠缺、机制乏善②（注释：原龙岩师专历史系于1998年撤销，原有教师队伍就此转岗分流，主要从事高校思政课教学，此后也未再恢复历史学专业。），而文博单位也主要以鉴定、收藏、保管为主，能够从学理层面深入研究者实属凤毛麟角③（注释：原永定县博物馆馆长胡大新就是这样一位虽处基层，却矢志不渝于闽西苏区史研究的笃实学者，也是龙岩全市文博工作人员中少有的几位正高职称获得者，非常不易。此外，原长汀县博物馆副馆长陈伟田主要致力于红色文物策展工作，也有一定贡献。）换言之，正当兄弟省份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既有领军人物（如余伯流、凌步机、何友良、温锐）坐镇，青年才俊也在不断涌现之时，除了仍然活跃在研究一线的蒋伯英教授之外，福建目前的“闽西红色资源”研究已陷入人才断档、队伍凋零的窘境。④（注释：由余伯流、何友良主编的《中国苏区史》一书在其导论中曾专门胪列给予点拨、赐教、帮助和参加苏区学术座谈会的学者、专家名单，其中，福建学者只有蒋伯英教授和已故孔永松教授两人。可参见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2.史实模糊、遗存湮没；各自为政、业绩优先。如前所述，“闽西红色资源”源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其所呈现的主体内容来自近百年党史和近七十年国史，虽然内核乃精神，但依据是历史，载体则是各种形式的众多遗存。然而，今人在探讨“闽西红色资源”时，却存在不少史实模糊之处（甚至有些是故意捏造，以讹传讹）。如关于长征具体时间和出发地点的争论，关于松毛岭战役两次战斗的指挥部所在地，红军工人师（又称中央警卫师）有没有参加松毛岭战役，松毛岭战役的参战部队与伤亡情况等。［17］此外，由于战争破坏、年久失修、挪作他用、群众建房拆迁以及未能及时发现等因素，部分红色遗存早已不复往日样貌，尤其是一经破坏便难再恢复的建筑遗址（如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上的联络点），而粉刷或书写于墙壁之上的红色标语也同样经不起风雨侵蚀。

 

　　如果说史实模糊和遗存湮没还有一定客观原因使然的话，那么，各自为政、业绩优先则是人为制定的政策或制度驱动，特别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GDP至上”思路指引之下，以发展红色旅游为平台，进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模式大行其道，闽西各地、各部门也都试图从中分一杯羹，这虽然有助于争取国家层面的资金支持，但很显然，此种“大干快上”并未能真正意义上提升“闽西红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知名度，反而留下诸多后遗症，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将原本应为一体的“闽西红色资源”分割处理，形成“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相互竞衡，导致支离破碎，并反过来刺激了各地按照他们的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对“闽西红色资源”进行“塑造”的热情。既然一切都以绩效为衡量标准，“闽西红色资源”本身所承载的史实和精神也就顺势退居次要位置。

 

　　龙岩虽然是“闽西红色资源”的大本营，上述两方面状况交互作用在龙岩所产生的结果却令人始料未及——“氛围稀薄”（如市容市貌就似乎还不够红，让人感觉不到革命老区特质的存在）、“自说自话”（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信息闭塞”（接受外界资讯慢半拍），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仅无法向世人更好展示一幅“闽西红色资源”的优美画卷，而且与中央政策无法全面、准确、及时对接。

 

（三）提升“闽西红色资源”的根本在于深化研究力度

 

　　不难理解，“闽西红色资源”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闽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两者之间实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互为表里、相互映衬，对前者的认识和应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闽西地区党史或国史的研究水平，这才是根本。具体来说，主要得在以下五个方面持续“发力”。

 

　　1.厘清基本历史史实，不再“模糊化”。提升“闽西红色资源”必须建立在业经考证，确认无误的史实基础之上，否则，即便聚沙成塔，也难以成就永续发展。在这方面，蒋伯英教授所言值得每一位研究者效仿、借鉴。在他看来，“不少地方在党史研究中，为了红色旅游、地方经济的发展，或者为了地方的荣誉，总是希望本地区历史上辉煌的事情多一些，红色亮点多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形象更高大一些，难免在宣传上、研究上有些倾斜，甚至夸大、虚构，或者不恰当地贬低其他地方。作为党史研究者，应该追求历史的真相，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需要刻意地追求‘高大上’而进行粉饰”［18］。

 

　　2.援引社会科学方法，不再“格式化”。提升“闽西红色资源”同样也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力戒党史研究的“八股”化，如“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①（注释：参见《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近年来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而将中央苏区史置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整体构架之下，并有效融合民国史要素——政治史（“国共互动的角度”②（注释：参见易凤林：《从国共互动的角度探析共产党选择苏维埃革命的思想路径》，《苏区研究》2016年第5期。）、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乡村史等专门性内容和域外学术资源（“共产国际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③（注释：参见余伯流：《共产国际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来考察已日益成为学界共识，“把苏区史放在民国史的大框架和国共两党发展中国的政略、道路构想和大视野中去系统研究，是一个亟待重视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19］。

 

　　3.延伸研究侧重时段，不再“单一化”。提升“闽西红色资源”务须将原有以中央苏区时期为主的布局合理延伸至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不能自我窄化或设限为“闽西苏区红色资源”，这无助于“闽西红色资源”的整体呈现。尤其需要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集体化④（注释：参见行龙、马维强、常利兵：《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相较之下，目前关于江南和华南农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清、民国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农业集体化和改革开放年代的变迁研究还未大规模展开。）和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工作⑤（注释：参见章百家：《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三点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12页。），如同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20］。闽西之所以能够“二十年红旗不倒”，关键就在于农民直到解放初都还保有苏区时期所分的二十万亩土地，若以此为线索，完全可以将其与农业集体化、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发展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链条”。

 

　　4.组建学术研究队伍，不再“普众化”。提升“闽西红色资源”也需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尤其是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吸纳一批具有较高学历、受过科班学术训练（如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愿意以中央苏区史和红色资源（旅游）作为主业的青年学者，明确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而不是普及推广。①（注释：与此相配套，龙岩市和龙岩学院的有关人才引进政策显然需要跟进调整，从目前以应用性专业一家独大转至兼顾人文社科专业，未雨绸缪，做好长远规划。）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考虑通过政—校联合模式，实现资源整合，进一步提升单位层级，做大做强龙岩学院的现有平台——“中央苏区研究院”，使其真正成为闽西乃至福建中央苏区研究的一块学术高地。②（注释：在这方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也已经成立中央苏区研究中心。但就整体而论，相比于江西的“遍地开花”且声势浩大（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研究中心”、“中国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研究中心”，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研究中心”，井冈山大学——“中国共产党与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上饶师范学院——“方志敏研究中心”），龙岩和福建全省的“红色研究”仍处在“星星之火”的阶段。）

 

　　5.扩大发声话语平台，不再“沉默化”。提升“闽西红色资源”不仅需要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且也要主动让外界知道你的存在和精彩，不能“躲在深闺人不识”，“酒香不怕巷子深”适用于传统时代的“熟人社会”，而在今天这样一个高速城市化的快捷网络时代，自我营销甚至必要的合理作秀已经成为常态，可以寻求通过创办正式学术刊物、出版正规系列丛书、主办大型学术会议、设置品牌高端讲坛等形式推介、扩展自身研究成果，同时还能与国内外同行学者切磋论艺，逐步提高本土学者的知名度，而对于某些已经约定俗成的说法也能起到以正视听的效果。③（注释：最典型者莫过于将中央苏区直接等同于江西苏区甚至是赣南苏区，或在同为中央苏区组成部分的赣南闽西之间进行横向比较。笔者认为，在论及中央苏区时，赣南闽西已经超越单纯的地域界限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必须同时出现，或者是以中央苏区赣南/闽西部分、赣南/闽西苏区的方式来各自说明。）

 

（四）提升“闽西红色资源”的关键在于树立全新理念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在呼唤新理念。闽西虽然坐拥十分丰富的红色资源，然而，“闽西红色资源”似乎并未吸引太多眼球的注意，一说起共和国的摇篮，多数人便马上会想到“红都”瑞金，能够注意到与其毗连、近在咫尺且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中心（类似于现今所说的“副都”）长汀的少之又少，造成两地落差的关键在于理念相对滞后。

 

　  1.要有全局眼光，从国家和省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着眼，通盘擘画。务将“闽西红色资源”视作一个内部逻辑严密、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整体，而不是每个县、市地方红色资源的大拼盘，切忌“‘地方主义’倾向”［21］，以国家苏区振兴战略为指针，制定适合自身的发展规划，并把“闽西红色资源”置于全社会更大的资源体系之中，既彰显其与众不同之处，也能建立起与其他类型资源之间的联系，相互支撑，共推互动。

 

　　2.要有整体思维，立足于中央苏区和中共党史的双重脉络，交相辉映。毋庸置疑，现今“闽西红色资源”的大多数遗存以中央苏区时期居多，而中央苏区又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前承继从党的创立到大革命失败，而后则开启中共局部执政的成功先例，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某种程度上亦是中央苏区的“升级版”。因此，“闽西红色资源”不能仅就苏区谈苏区，需要将中央苏区和中共党史这两条主线相结合。

 

　　3.要有开放视角，结合客家元素，激发在地民众热情。“闽西红色资源”根植于闽西这块红土地，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闽西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而闽西也是福建省内客家人的大本营和主聚聚居区，现龙岩市除新罗、漳平两地外，原汀州府属的四县一区全为“客家县”。中央苏区时期多达6600多汀州客家儿女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22］客家是“根”，红色是“花”，花开得灿烂，离不开根系的滋养，也更要将在地民众纳入其中，共享成果。

 

　　4.要有效益观念，强化成本意识，增强经济利用效率。红色资源近十年来之所以能够逐渐跃入公众视野，成为官方民间的热议话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能够带动红色旅游以及相关产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这本身也是红色资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但在实施操作过程中，也需讲求效率和效益，不计成本的高投入、低回报式运作也是对红色资源的亵渎，提升“闽西红色资源”时同样要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成本两者并举。

 

四、“闽西红色资源”的转化与应用

 

　　对于任何一种资源而言，不论其外在形态抑或内在精神之间的差异，人类开发的目的都在于试图将其进行有效转化和利用，以达到效用的最大化。进而言之，开发“闽西红色资源”也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永续利用。然而，实际操作过程却往往与美好愿景相悖——一方面，大量散落于闽西各地的红色资源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无人问津，任由风吹雨打；另一方面，高校思政课的讲授又缺少与之大体相应的资源或没能很好利用在地红色资源。

 

　 “闽西红色资源”在此情势之下犹如一栋“老房屋”，由于关注的人不多而渐失生气和活力，毕竟，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代表了未来，而高校思政课也就彻底衍变为单纯的理论讲授和逻辑推演，其根源在于大多数教师面对“闽西红色资源”时的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缺乏转化和应用时应有的技巧。若要此种状况改善，必须补足短板，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共享开发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23］。近几年来，最初只是作为一种经济行为的共享模式不仅已经登堂入室，如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①，而且也成为现实生活中被广大民众所认可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行动手段，其所引领的共享风潮吹遍神州大地、五湖四海，“闽西红色资源”的转化与应用正好乘此东风、顺势而上。

 

　　对国家而言，应从中央高度，立足全国“一盘棋”。一方面，对目前已经利用较好或正准备开发，以中央苏区时期为代表的闽赣两省红色资源进行摸底、清查、评估、审核，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要制定总体规划②（注释：2012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这标志着苏区振兴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但这份意见稿从标题到内容无不是以赣南为主，“赣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特殊困难和问题，应给予特别的政策扶持”，“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这本身就有失偏颇，违背了赣南闽西作为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的历史事实。）而避免“先后之别”③（注释：可参看张雪英、苏俊才：《龙岩市与赣州市对接国家支持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的差异性分析》，《龙岩发展研究》2017年第29期。），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着眼于提供公共服务，建设基础设施和规划跨省项目等方面，落实于红色资源的公共性，以满足全社会对红色资源的共享需求。

 

　　对福建、龙岩、三明、漳州等各地方、各部门而言，在进一步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扶持的前提之下，充分利用好现有优惠条件，整合各方资源，既要有集中陈列（如在省市两级博物馆、纪念馆），也需有地方特色（主要是各县区博物馆、纪念馆）和专题展示（如古田会议纪念馆、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新泉整训纪念馆），务求实现“闽西红色资源”的共享，避免贪大求全①（注释：根据笔者的初步观察，各地博物馆、纪念馆的馆藏内容目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大而全”弊病，也即从中共建党建军一路讲下来，直至新时代，但大多数展品其实都只是仿制品或图（照）片配以文字说明的形式，在现今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这些内容在网上并不难获取。）、不切实际。

 

（二）多重转化

 

　　在具体转化方式上，“闽西红色资源”应力求社会化、细节化、生活化和实践化，通过“四轮驱动”，从而实现多重转化、各方共赢。

 

　　1.社会化：主要针对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脱节而言。不可否认，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党政领导班子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而将红色资源纳入其中也已然成为部分教师讲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然而，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学生迈入社会之后，面对“潜规则”时的他们不仅将原有课堂中所学完全抛诸脑后，而且心生怀疑，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恰恰成为当年老师苦口婆心、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令人不胜唏嘘。仅靠学校的单方面传授，红色精神不可能长久留驻于心间。因此，十分有必要结合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一来，各地“闽西红色资源”应敞开心胸、打开大门，直面社会大众，免费开放，使红色精神逐步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二来，应最大限度用好国家已有政策资源，以龙岩为主，辅以三明、漳州部分地区，整体打造闽西的红色文化氛围，使“闽西红色资源”不再只是研究者的专利，而是闽西地区的公共文化。

 

　　2.细节化：主要针对教师教学与党建宣传重说教而言。传统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和党建部门的宣传重在建构宏大叙事、多为纵向时间演变节点中的伟人、大事和重要条文，相对缺少生动细节，讲解干巴、枯燥，更谈不上会“讲故事”。然而，通过故事的讲述，师生之间不仅可以相互交流，互为激赏，教师还能在与学生分享故事的过程中适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并对那些消极的话语和做法进行辩驳、分析，这里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描述世界的模式。在转化和应用“闽西红色资源”时，就应注意从细节切入，以丰富多彩的人物经历和党史故事贯穿其间。如在讲述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内容时，就可以穿插毛泽东当年是如何率领部队进军闽西，勤做社会调查的故事，让学生感受到伟人就在身边，并未远去，而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就能以闽西人民当年是如何打土豪、分田地为例来说明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

 

　　3.生活化：主要针对教师教学与党建宣传重理论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疏离生活世界，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移植到生活世界的交往活动中，建立与生活世界的广泛联系，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与个人之见的对话语境。”［24］说到底，高校思政课不能仅仅坐而论道，务必得让严肃的理论能够活起来，也就是与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产生“化学反应”。“闽西红色资源”囊括革命者、革命史事、革命遗存和革命精神等多个方面，虽无法“穿越”轮回，却是真实客观的历史事实。转化和应用时可以考虑创设一定的情境（Context），选择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他们的典型事迹改变为历史剧，以类似于角色表演（Cosplay）的方式让受教育者参与其中，使他们能够得以身临其境，换位思考，亲身感受革命者的英雄豪情和艰难困苦，在激发兴趣的同时，也能培育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不是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先烈——那样就只会隔膜丛生，很难心连心。

 

　　4.实践化：主要针对教师教学与党建宣传重演绎而言。理论源自实践，但却是对实践的抽象总结和经验概括，对他的检验仍然需要回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人类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还要借此来指导实践，丰富实践。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是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闽西红色资源”的转化和应用就需借助于开展一定形式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人都应“走走党史”［26］，以课外实践推动课堂讲授和理论探讨，补充知识图解式演绎的不足，使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动态历史、领悟精神内涵。举例来说，可在教师指导之下由学校或单位组织搜集革命史料、整理回忆录，瞻仰革命遗址、重走长征路、撰写红色故事，开展以寻访老红军、老战士为主的口述采访等活动。

 

（三）融入课堂

 

　　相比于前面“四化”，“闽西红色资源”的转化与应用最为直接，也是最为基本的落脚点即是高校思政课课堂，那么，又如何将其融入课堂，深化教学内容，让学生爱听？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闽西红色资源”进入课堂时，应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作为受教育的主体，当今大学生的成长环境、求学背景、认知水平之间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对于“闽西红色资源”同样也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和感受，很难整齐划一，反而需要尊重个性，从学生心理出发，“看方抓药”，否则，极易导致学生与老师之间即便在看待同一事物时的南辕北辙。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闽西红色资源”进入课堂时，应尽可能与教师专业或兴趣特长相结合。与学生的情形类似，由于专业出身各异，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择取“闽西红色资源”的有关内容时，也必然会有其惯性偏好，拿捏的“黄金分割点”在于最好能够从其所学专业或研究方向出发，讲出自己的特色，做到教学研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避免成为“大杂烩”或者是“什锦拼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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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傅宝安，吴才焕，丁晓强.“颜色革命”：挑战与启示［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4］《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上［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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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封志明，王勤学.资源科学论纲［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4.

 

［7］夏征农，陈至立.辞海5［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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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陈飞.回归生活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视角［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6］石仲泉.长征行（增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吴强（1985—），男，江西婺源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苏区史和红色资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