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为此，他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农村医务人员的培养十分重视，多次强调城市医疗卫生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钱信忠在《缅怀毛泽东》一文中回忆道：“在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又当面指示过，并批评‘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为什么把医学教育年限搞得那么长！’我回到部里，立即召开党组会传达讨论了毛主席的批评指示，并于当月20日，向毛主席呈上报告。”

 

      1965年1月20日，卫生部党组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的报告：（一）组织高级医务人员分期分批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培训基层卫生人员。（二）办好医学院、医专和中级卫生学校，缩短学制，增加招生，边学习边实践。（三）继续加强农村不脱产卫生人员的训练工作。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批示“同意照办”。

 

      1965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对卫生部关于组织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报告的批示，至4月初，全国各地就有1500支医疗队，1.86万名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卫生部还派了两名司局长分赴四川、广西等地检查贯彻执行情况，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下农村巡回医疗和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的高潮，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截至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名医生下农村巡诊。

 

      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医治疾病的目的。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很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

 

      6月26日，毛泽东在与医务人员的谈话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8月14日，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各地认真纠正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重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 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立即得到全国的积极响应。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城市医疗机构都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为农民送医送药。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

 

      毛泽东指示中有一条——要有一大批农村养得起的医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毛泽东还划定了培养这样的医生的两个条件：一是高小毕业生，二是学3年医学。这些只是毛泽东当时的一个基本构想，在他的头脑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在执行毛泽东指示中，大体是按照毛泽东所说的条件做的，但做法不一，模式不同，培养的乡村医生称谓也不同，但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

 

      在全国各县普遍建立人民医院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

 

      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就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今浦东新区）江镇公社出现的。原来，这个公社于1965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4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

 

           “赤脚医生”王桂珍深入农村为群众看病

 

      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在学习中，她十分刻苦，很快就初步掌握了医学知识。结业后，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是该公社第一批卫生员之一。当时，江镇公社第一批卫生员有28个。这些卫生员，实际上是公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护理员。农民生病，还是要到公社卫生院来。王桂珍结业后，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治病，农忙时她还参加部分农业劳动。

 

      王桂珍的这种类似过去乡村游医一样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治病，农忙时也参加部分农业劳动的方式，并没有引起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和卫生部门的重视，相关部门只是把她的事迹放在学雷锋的范围来宣传。因此，王桂珍的事迹，当时仅局限于上海基层。

 

      与王桂珍的事迹相联系的，还有一个人——黄钰祥。黄钰祥于1953年从苏州医专毕业。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妻子张蔼平相继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直接为农民治病。他在工作中对农村缺医少药和农民看病难的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

 

      当时的江镇公社卫生院的条件极差，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没有高压蒸汽消毒设备，连高压锅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的医疗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而这些做法都是不合规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黄钰祥仍然想尽各种办法为农民治病。他在认真为当地农民服务的同时，也注意用自己所学，教当地卫生员医学知识，以便有更多的人为农民治病。

 

      王桂珍、黄钰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做法，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他们见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

 

      1968年，情况有了改变。这一年，上海市川沙县和市卫生部门宣传王桂珍、黄钰祥的事迹已经近3年了。二人的事迹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了一些值得在更广范围推广的经验，上海市于是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公社去调查、采访。采访中，记者意识到，王、黄二人的做法，与毛泽东几年前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相合的。他们没有把采访结果写成一篇一般性的报道，而是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写作过程中，记者对王、黄二人的事迹作了认真分析，同时反复体会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关于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指示，把本来就有着内在联系的毛泽东指示和王、黄二人事迹进行了深入发掘和说明。写作中，记者对文字精益求精，尽可能使文章生动活泼一些，不仅使用了当地农民对王、黄二人的称呼——“赤脚医生”，而且直接将这个全国人民都很生疏的词语用到了标题上，题目是《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仔细阅读了9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且在看过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毛泽东的批示很快下达，并且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更重要的是，按此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

 

      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壮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建立起来了。

 

      此前，一些地方农民群众实行交纳保健费的办法，组织了各种农村保健站、联合诊所等。到1956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已有1万余个、联合妇幼保健站600多个，以及各式各样的群众联合诊所5.1万余所。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以后，有十几个省、区的部分县、社开始办起了合作医疗。

 

      1959年11月，毛泽东对这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医疗保健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1960年2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县现场会议的报告》，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其成效。

 

      1967年1月，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在其所属6个生产大队普遍实行农村合作医疗。1968年，毛泽东批示推广长阳县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12月5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乐园公社开办合作医疗的报道并加编者按，同时登载北京郊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医务人员讨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座谈纪要。

 

      此后，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推广开来，对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农村群众的健康状况因此有了很大好转。■

 

（节选自《党史博览》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