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1932年中共中央北方会议对东北党的实际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过一次北方会议，即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估计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外形势，批判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落后论”，强调提出了创造北方红军与苏维埃的任务。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东北地区党的活动在一个阶段内偏离了抗日斗争的中心，丧失了促进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机，因而对当时东北党的实际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第一，对抗日义勇军工作的危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3年上半年，在东北抗击日寇侵略的主要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1933年大约达30万以上，数量很大，成分很复杂。如何正确对待这样广泛兴起的抗日义勇军，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极大的问题。满洲省委依据北方会议精神，于1932年9月专门就抗日义勇军工作，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指示，强调：要在义勇军中、反日军队中、反日的武装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说明各派各军的国民党都是帝国主义走狗，都是不抵抗主义的领袖。依据这样的指示，东北各级党组织对于原东北军军官的抗日义勇军领导人，一律加以排斥和打击，在义勇军和群众中宣传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甚至认为他们领导的义勇军抗日是“变相的军阀混战”。因而在这类义勇军里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士兵与长官斗争，夺取领导权，相机进行哗变，然后建立红军与苏维埃，进行土地革命。这套政策使党在义勇军中的工作归于失败。

 

      第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危害。东北党组织自1932年春天开始，先后创建了磐石、巴彦、珠河、汤原、东满等抗日游击队。这些抗日游击队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当时中共中央“左”倾思想的影响，因而使它的活动受到限制；北方会议后，对抗日游击队带来更加严重的危害。主要是由于这期间游击队改编为工农红军，并且推行创造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增加了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对我们党的怀疑和对立，使游击活动中心地区的许多群众动摇或逃跑，许多游击队员也有消极情绪，甚至离开队伍，形成游击队里“枪多人少”的局面。

 

      第三，对农村工作的危害。北方会议后，满洲省委不断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强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坚决的发动与开展农民的抗租、分粮、抗债、吃大家、没收与夺取地主的收获……夺取地主豪绅的武装，没收他们的财产土地。”由于实行这样的农村政策，不仅地主富农，连一般富裕户也都异常恐慌，纷纷逃出农村到大中小城镇；加以当时又是在连年战争的条件下，结果红军及赤色游击队的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

 

      第四，对工人运动与城市工作的危害。1927年10月满洲省委成立以来，工人运动一直受着“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北方会议后，批判所谓东北特殊论，批判所谓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主要表现：继续在工人中宣传打倒一切的思想，这不仅脱离中间派别，也脱离广大工人群众，因而不能争取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不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组织形式上，继续强调建立赤色工会与赤色小组，把它们变成第二党式的组织，因而很难发展；在斗争方式上继续不顾客观条件地号召罢工、游行与飞行集会，不注重争取群众和保存力量，给后来的斗争造成困难。贯彻北方会议精神也使城市工作继续受到破坏。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