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首都工作组”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北京有个鲜为人知的机密单位，名曰“首都工作组”。“首都工作组”成立后，只开过一次全体会议，它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其办公室的日常活动之中。“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常设机构。当时，从上到下，也都习惯地把“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简称为“首都工作组”。

       1966年5月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见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作了简短的谈话，表示：北京很可能出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需要加强首都的警备工作，你回北京后，要尽快选调部队，确保首都的安全。

       5月7日，周恩来由上海回到北京，他原本希望早日落实毛泽东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的指示，但因氢弹试验和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判等一系列重要活动，实在抽不出身来。5月14日，周恩来送走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后，立即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到中南海西花厅，两个人商讨如何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他们商定，尽快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解决扩建北京卫戍区和加强北京市要害部门的警卫问题。周恩来对叶剑英说，我看这小组就叫“首都工作组”吧，它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5月15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其成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其中，杨成武是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雪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北局第一书记，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万里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苏谦益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周恩来很快就感到，要顺利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这样一项十分重要、紧急而又复杂的工作任务，没有一个常设办事机构是不行的，因为有大量的日常具体工作需要及时安排处理。于是，他决定尽快建立一个“首都工作组办公室”。

 

◆“文革”期间，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一起。

       5月19日，周恩来约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来谈组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问题。会见时，周恩来向他俩交代任务说：“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经成立了‘首都工作组’，现在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班子，叫‘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这件事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很紧急，因此一要抓紧，二要严格保密。人不要多，几个就行了。要可靠，精干。”

       把紧急而重要的任务交给总参作战部承办，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习惯，这次也不例外。对于在作战部工作多年的王尚荣、雷英夫来说，当面受领中央首长交代的紧急重大任务，早就习以为常。可是这一次，他们从周恩来的语气和表情上感觉到有点异样。同时他们联想到几天前中央发表的《五一六通知》，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项极不寻常的特殊任务。

       第二天上午，在总参作战部办公室，王尚荣、雷英夫经过商谈，决定立即召开部党委会议，落实周恩来指示的精神。当天上午就确定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人选:除部长王尚荣主要抓这项工作外，副部长雷英夫、谭旌樵负责日常领导工作；另抽调处长左勇，参谋朱耀华、张志民和张民共4个人，此外还有一名保密员，一名打字员，加上王尚荣，共计9个人。这的确是个精干的小班子。

       5月21日，王尚荣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会上，王尚荣向大家宣布:“遵照毛主席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中央成立‘首都工作组’。周总理决定，‘首都工作组’设立一个常设办公机构，由我们这几个人组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立即开始工作。我们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当前任务是选调部队，扩建北京卫戍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安全。”王尚荣说:“我们服务的人不多，只有八九个人，但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光荣，大家要努力工作，保证完成任务。”为了保密需要，雷英夫给“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起名为“编写组”。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王尚荣的领导下，工作迅速展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首先抓紧作出选调部队和扩建北京卫戍区的初步方案。周恩来提出，在扩建北京卫戍区和选调部队方案出台之前，首先需确定几条原则，作为研究和提出正确方案的依据。

       当时研究确定的原则，大体上有以下几条:

       (一)北京卫戍区的等级，原则上按军一级配置，但是因为地处首都，它要执行的任务比较复杂、繁重，各种工作政策性较强，根据这些实际需要，其主官应当高配一级，如司令员可选派大军区副司令一级担任。

       (二)卫戍区所属部队可定为四个师，其中两个师以轻型装备为主。

       (三)选调部队应本着这样几条原则:第一，不影响战备；第二，尽可能在靠近北京地区选调；第三，最好是选调有优良传统的老部队；第四，应选调编制装备较好的甲种师。

       (四)卫戍区领导机关，原则上按军级单位编制执行，但根据所执行的任务需要，应做必要的扩编和适当加强。如司令部可增编警卫处、军训处；政治部的宣传处、组织处应适当加强；后勤部的军需处、营房处也可适当加强。

       (五)师以下各级编制，原则上按原有编制不变，少数单位需要调整的，由卫戍区报请北京军区和总参军务部批准。

 

◆1966年9月，周恩来同红卫兵座谈。

       后来，北京卫戍区的扩编和所选调的部队，基本上是按这几条原则执行的。

       1966年5月18日，周恩来与杨成武代总长和北京军区协商，确定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北京卫戍区原来只有一个团的警卫部队。新的北京卫戍区扩大编制，选调警卫部队，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5月上旬，周恩来曾经向杨成武打招呼，准备增调警卫部队，并初步确定调两个师，一个是第63军驻石家庄的第189师，一个是第24军驻怀柔县的第70师。当时，杨成武曾带领作战部有关副部长和参谋人员，到这两个师去考察部队现状，并报告周恩来。

       (二)5月中旬，周恩来与杨成武代总长和北京军区协商后，提出第二方案，即：调驻石家庄的第189师不变，另一师拟改调第65军驻宣化的第193师。

       (三)“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对前两个方案再次进行研究讨论。经过认真研究，“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提出，拟选调第189师、第70师作为北京卫戍区的警卫部队，并将这个方案书面呈报周恩来。周恩来很快做出了选调第189师和第70师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进一步研究，拟定了北京卫戍部队的组织结构和扩编方案，以四个师组成北京卫戍区。这四个师应各具不同特点。为此建议：

       (一)由原中央警卫师改称为警卫第1师。

       (二)将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第2师。

       上述两个师，以执行城区和近郊区重点保卫目标的警卫任务为主，以部分兵力执行机动任务。

       (三)调第24军的第70师作为警卫第3师，该师仍驻怀柔地区。

       (四)调第63军驻石家庄的第189师作为警卫第4师。该师调来后，部署在南苑、长辛店和北郊的清河地区。

       上述24军第70师和63军第189师，仍保留原番号不变。这两个师以执行机动任务为主，用少数兵力执行北京郊区重点保卫目标的警卫任务。

       (五)卫戍区领导机关相应扩大编制。

       (1)司令部增编作战处、警卫处、军训处，原军务处、管理科增加在编人员。

       (2)政治部增编宣传处、文化处、保卫处，原组织处、秘书处增加在编人员。

       (3)后勤部增编军需处、车管处、军械处，原财务处、营房处相应扩大编制。

       5月26日下午4点，在人民大会堂一锅炉房召开了“首都工作组”会议。周恩来参加，叶剑英主持。会议研究决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等问题。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京西宾馆住了半个多月，于6月6日搬到了三座门。三座门是中央军委的一个活动中心。原本三座门就很神秘，神秘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对外称“编写组”）搬来之后，它就更加神秘了。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进驻三座门之后，工作全面展开，人员不断增加，从原来只有总参作战部的几个人，一度扩大到二十多人。先后又从作战部调来处长蔡洪江、参谋王政成、张辉灿、王日升、梁士先、马崇海；北京卫戍区警卫处周国兴、卜洪义。另从总政保卫部、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临时抽调来十几位部级、司局级、处级干部短时间协助工作。其中包括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公安部管理户籍和社会治安的一位副部长、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等同志。

 

◆“文革”初期，郑维山和毛泽东在一起。

       “首都工作组”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广泛，从单一的扩建北京卫戍区，发展到清查、清理首都。这么大的一个北京，不仅人口多，而且社会成分复杂，各种领导机关、人民团体、涉外单位、工厂、学校和各类居民分住在各条大街和数不清的胡同里，要进行全面清查清理任务异常艰巨。

       这时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七个组：

       (1)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有关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派遣警卫部队执行各种临时性的任务等。那时规定，警卫部队调动一个营的兵力，需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备案，调动一个团以上的兵力，需报周恩来总理批准，并报作战部转报总参主管作战的副总长或杨成武代总长备案。后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组织指挥工作也归这个组管。

       (2)治安组。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种不安全因素。这个组主要由公安部有关部门派人组成，有两位局长、三名处长负责全面组织工作，具体工作主要由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实施。这个组的工作涉及面最广，最复杂，最难做，牵涉到的政策问题也最多。

       (3)枪支弹药清查组。主要负责对军队地方和市民非法枪支弹药的清查和收缴工作。这个组主要由总政保卫部和公安部人员组成。这个组的工作也是很难做的，因为清查枪支的对象十分复杂。北京市高级干部多，地方上的许多高级干部，过去是在军队工作，战争年代把缴获的手枪卡宾枪当“纪念品”珍藏，或是别人当“礼品”赠送的，这一大块很难清查。所以，在这个组里有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等领导同志参加。

       (4)电台组。主要负责对地方团体(包括体育训练用无线电)和民间各种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清查、整顿工作，特别是对私设电台的清查、清理和收缴工作更为重要。当时清查出来上缴的无线电设备，大都是体育训练用品，有些已经损坏了。真正违法私设的电台，尤其是敌特分子的电台，都没有清查出来。

       (5)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主要对非法居留北京和危险人口的清查、整顿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具体组织实施。这项工作不仅十分复杂，而且涉及的面很广，牵扯到社会各个阶层和每个角落。更突出的是政策性很强，准确把握很难。

       (6)监狱、看守组。主要负责北京市各监狱、劳改场、拘留所和看守所临时关押人员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整顿工作。

       (7)外事、侨务组。主要负责各国驻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警卫工作；负责北京华侨的清查和安全工作。

在繁重的清查、清理工作中，周恩来一再强调，要慎重，要体现党的政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清查、清理工作还是受到一些极“左”思潮的影响。

1966年8月，总参谋部突然冒出来一个“8·25事件”。王尚荣、雷英夫等被打倒了，使“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一时群龙无首。但是，“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工作不能停止正常运转。周恩来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决定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兼管“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领导工作。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立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除开展了北京卫戍区扩编、清理首都等工作外，还完成了保护老干部、控制混乱、组织指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勘察重点保卫目标等多项任务。

       当初成立“首都工作组”时，确定其任务是四个保卫，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这四项任务，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既有其共性和一致性，又有各自不同的重点和需要。“首都工作组”有的同志曾经私下议论过，说在这“四个保卫”中，保卫“文化大革命”最难办，因为它是个抽象的概念，具体讲，保卫什么?怎么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是造反有理，是打倒老干部，打倒一切，大搞打、砸、抢、抄、抓。这些东西怎么保卫它?能去保卫这些吗?

       正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首都工作组”在实际运行中，它所执行的任务，很快就发生了异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保卫文化大革命”异化为“保护老干部”。北京卫戍区在“文革”初期的一年多中，最大的行动是保护老干部，保护重要知名人士，保护首都的要害部门和科研单位，遏制打、砸、抢、抄、抓。

 

◆“文革”期间，傅崇碧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分八次会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期间，随着红卫兵大串联的浪潮不断高涨，大量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供不应求，难以调运，危及群众生活和工厂企业的生产，极大地拖累了本已十分繁忙的周恩来，使他为解决大量串联人员的衣食住行问题而日夜操劳。“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和北京卫戍区等单位，密切配合，较好地完成了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任务。

       为了保证首都的安全，很重要的一条是做好要害部位和重要设施的警卫工作。对于这项工作，周恩来十分重视。他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全面部署警卫兵力之前，一定要组织卫戍区领导机关和警卫部队指挥员，对北京城区和郊区的重要警卫目标进行详细勘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对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台的天线、中南海周边的高大建筑物、外国使领馆、监狱、劳改场所以及包括油库在内的危险品仓库、发电厂、水库等，进行了认真勘察。

       1967年春天后，大夺权和派性武斗争端迭起，交通运输几近瘫痪，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毛泽东决定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军事管制，派人民解放军支持各地的左派，支持工农业生产。为此，周恩来夜以继日地抓“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具体部署和指挥“三支两军”的全面展开。

       转眼之间，“首都工作组”成立快一年了。此时，“首都工作组”几乎已经名存实亡。“首都工作组”组长叶剑英，因二月抗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此时正被林彪、江青一伙人围攻批斗。副组长谢富治，早已投靠林彪、江青集团，周恩来对他已经不信任了，实际上成了对立面。

       其他几位成员也早已陷入“文革”泥潭。万里从一开始就被打倒了，一次会议也没有参加过。李雪峰已经不再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回华北局工作，而且也不断遭到造反派批斗。刘志坚此时已自顾不暇。因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不断被揪斗，刘志坚要全力主持总政治部的工作。同时，总政被打成“阎王殿”，他也是牵连其中，不断挨批挨斗。郑维山这时主持北京军区工作，因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被批斗，他也要作检查、挨批。因此，郑维山也很少到三座门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来了。苏谦益也因被诬陷为“大叛徒”而遭到批斗。

       这时，北京市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一年前毛泽东感到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了。此时此刻，北京卫戍区领导机关早已完成了扩编，它已经同军委各总部建立了正常工作渠道。“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基本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多少大的事情要办了。有些日常工作，如警卫部队的调动、突发事件的处理等，可以移交给总参作战部承办。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送呈周恩来报告，请示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

但是，报告送上去以后，半个多月没有消息。“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同志向总理办公室张作文秘书了解报告处理情况，他说：“总理看到了那个报告，但没有批示，也没有说什么。看他的意思是想压压再说。”又过了半个多月，又问张作文，报告批了没有。回答还是没批。

       由于事情不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保留的七八个人待在三座门都感到没意思，大家都急于回总参作战部。张作文是从总参作战部调到总理办公室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同志和他都很熟悉，便商量如何能尽快把报告批下来。张作文表示：“不好直接催总理批这个报告”。他说：“我每次送审批文件，都故意把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报告放在上边，可是，周总理一看，就翻过去。”张作文又说：“据我观察，周总理对撤不撤‘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问题，还在考虑，看来他想再等一等，看看还有什么新的需要没有。既然如此，不能再催了。”

       当时，周恩来可能是想把“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人作为他的一个预备队，暂时放在三座门，一旦有什么特殊急着要办的事，可以马上拿来使用。随着“文革”局势的演变，各地武斗不止，越打越厉害，全国一片混乱，周恩来手下纵有千军万马也无能为力。

       1967年6月，周恩来终于同意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