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故事 | 邓六金的长征岁月

       长征前夕体检,难住了红军女战士｡邓六金是体检女战士中第一个合格的 

　　 

       1911年9月,邓六金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来到了闽西上杭｡邓六金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穷人打天下的,她的心沸腾起来,便毅然剪去辫子,和小伙子们一起,站岗放哨,打土豪,捉劣绅｡后来,她和她的两个姐姐凤金､来金都相继参加了红军,被称为闽西的“三凤”｡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曾赞扬她们是“土窝窝里飞出了三只金凤凰”｡ 

 

       邓六金先后担任过区委青年干事､上杭中心县委巡视员､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是长征出发时担任县团级以上的女干部之一｡ 

 

       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会打仗,又不会用打仗的军事指挥员,搞“洋”的那一套,推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致使红军节节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邓六金当时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把她和几个在党校学习的女同志召集到一起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蒋介石猖狂‘围剿’我们,中央苏区面临考验,你们几个女同志也要随中央机关到前方去｡有三个条件,一是身体好,能背东西;二是不怕苦,能走路;三是必须到中央卫生部检查身体｡” 

 

       在参加体检的女红军中,邓六金是第一个体检合格的｡之后,又有20多位女同志接到体检合格的通知｡相当多的女同志体检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小脚不能走路,或者有病身体虚弱｡但到底要去哪里,谁也不知道｡开始的时候,问前方在哪里,一位领导同志说:“前方在哪里我也说不清,你们合格的女同志等通知,到时候就知道了｡”随后,罗迈讲话:“你们体检合格的就留下来,将来要到前方｡”听说要到前方,都很兴奋,到前方就是打仗｡上级规定每个人只能带15斤东西,不能多,多的东西自己处理,分给老百姓｡ 　　 

 

       漫漫征途中一支特殊的部队｡邓六金被编在这支部队里“当兵”,职务是政治战士 　　 

       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的大多数人出发了,也有部分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出发前,上级只是简单地交代:要上前线去,打到白区去,准备反攻,保卫苏区｡但是不管走的还是留的,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越来越严重的形势都有了解,都深深地感到不安,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一旦要分开,大家都感到依依不舍｡ 

 

       1934年10月10日傍晚,邓六金检查了行李､绑腿,斜背着一支马枪,身穿灰色军装,要上前线了,很激动｡晚上10点,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及直属队从瑞金转移到于都集结,开始了长征｡夜间秘密行军,于都百姓在于都河边搭起了浮桥,燃起无数的火把,涌在路边为红军送别｡ 

 

       女红军们被编在“红章纵队”里,这是长征队伍中一支特殊的部队｡开始时,它叫“中央工作团”,董必武任团长,徐特立任副团长,参加长征的30个女红军全部编入这个团｡她们是:蔡畅､邓颖超､李坚真､贺子珍､康克清､邓六金､刘群先､刘英､钱希均､周越华､李伯钊､邱一涵､金维映､吴仲廉､甘棠､危拱之､陈慧清､刘彩香､谢飞､曾玉､廖似光､王泉媛､钟月林､李建华､吴富莲､李桂英､谢小梅､杨厚珍､危秀英､萧月华｡进入贵州后,“中央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连队主要由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中央首长的夫人､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和待产的孕妇组成｡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邓六金是连队中的政治战士,主要职责是筹粮筹款､寻找民夫和稳定民夫情绪､照顾伤病员和孕妇,担子不轻｡ 

       仗着年轻､体质好,邓六金忙前忙后地活跃在长征的队伍里｡ 

 

       女红军们多数都没有走过远路,有不少还是缠足后放开的“解放脚”,这给她们的行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天天不亮便匆匆上路,一走就是一天,遇有敌情还要急行军,沿途还担负着许许多多的工作,这可累苦了这些女红军｡许多人的脚上打了血泡也不敢吭声,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有时大队人马已经到宿营地休息了,她们还迈着沉重的步履,在途中苦苦地挣扎｡ 

 

       邓六金一人分管三四副担架,担架员都是临时从沿途的村庄里找来的,一天给他们一块银元｡许多民工因为有顾虑而怠工｡邓六金除了时时宣传鼓动他们外,在生活上更是细心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好睡好,有时还代替他们抬担架｡此外,她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掉队的伤病员背行李｡有好多次,敌人的子弹在身前身后呼啸,她都没有扔下一个伤员｡ 

 

       渡过于都河不久,天就下起了大雨,衣服被浇湿了,道路也泥泞难行｡白天不能走,敌人的飞机在天上飞,后面有敌人追赶,只能夜行军｡加上下雨路滑,走一步摔一跤,行军速度很慢｡从赣南到湖南这么一段路,走了一个月｡因此,部队始终没能摆脱被动局面｡ 

       
       在湘赣交界处,红军与围追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浩浩荡荡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8万多人,经过这一系列战斗后仅剩下3万余人｡当时的红军领导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炸弹掀起的泥土盖住了董必武的头,埋住了邓六金的脚｡危秀英搀扶着掉队的邓六金,最终赶上了大部队 　　 

 

       红军白天行军,经常会遭到敌机轰炸｡有一次,董必武在给李坚真､危秀英､邓六金等布置照顾伤员的任务时,突然,一架敌机飞过来,并扔下一颗炸弹｡炸弹掀起的泥土,盖住了董必武的头,埋住了邓六金的脚,溅了李坚真一身｡幸亏这个炸弹是个“哑弹”,没有爆炸｡ 

 

       董必武一条腿埋在泥里,满脸满身都是泥土｡他一边将腿从泥土里拔出来,一边用毛巾擦着眼睛,风趣地说:“炸弹落地不开花,是因为马克思保佑我们｡马克思为什么保佑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消灭敌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众人一边用手扒土,一边继续听传达｡从此以后,董必武的这句“马克思保佑我们”就成了大伙儿的一句口头禅｡ 

 

       一次,突然从远处打来一排冷枪,一个民夫中弹牺牲,其他民夫扔下担架四处逃散,邓六金和危秀英几个女战士立刻上去,抬起沉重的担架急行军｡ 

 

       董必武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不动,无论如何都不肯走｡她们中体力强的,就只好代民工扛肩｡经常这样干的有四个女同志｡她们是那样地不怕困难,那样地完成她们所负的任务,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邓六金就是董必武称赞的四个女同志中的一个｡ 

 

       过赤水河浮桥的时候,邓六金看到几个伤员在路边呻吟,便立即扔下自己的背包,背起一个伤员走上浮桥｡危秀英､刘彩香也背着伤员走过来｡浮桥摇摇晃晃,她们只能慢慢地爬行｡邓六金的腿和手都磨烂了,累得吐血,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没落下一个伤员｡ 

 

       在雨季里行军,是很容易得病的｡一向体质很好的邓六金也病倒了,发高烧,拉痢疾,腹痛难忍,更要命的是,走不了多远就要找个地方“方便”｡而此时敌人正在对红军前堵后追,掉队是十分危险的｡ 

 

       邓六金在艰难的行进中最终还是掉队了,她犹如一只找不到伙伴的孤雁,孤苦无助｡这位生性倔强的闽西姑娘第一次流泪了,她甚至想到暂留在老百姓家中｡ 

 

       “连长,邓六金掉队了,我留下来等她｡”危秀英向连长侯政请示｡ 

 

       侯政同意了,叮嘱她尽快归队｡ 

 

       大部队早已经走得无踪无影了,邓六金望着泥泞的乡村路上那些杂乱的脚印,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能在同敌人的血肉相搏中死去,自己会无怨无悔,这样因病掉队离开了队伍,多么窝囊啊! 

 

       “六金,我来接你了!” 

 

       是谁在喊我?正自怨自艾的邓六金心头一震,心情激动起来｡她循声望去,远远地就看见了战友危秀英｡ 

 

       危秀英接过她肩上的行李,又用小刀为她削一根木棍做手杖｡尽管有危秀英搀扶着,邓六金在走出短短一段路后,还是支撑不住了｡望着矮小､黑瘦的伙伴,邓六金再也不忍心拖累她,便坚决地说:“秀英,你快去追赶部队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人｡” 

 

“不,我们不能死,革命还没成功呢｡”危秀英鼓励她说,“六金,你放心吧,只要有我在,就一定会把你带回去的｡” 

 

       两个人争执了一番,最后互相搀扶着又上路了｡ 

 

　　危秀英搀扶着邓六金,深一脚浅一脚,沿着山路慢慢前进｡晚上,没有月光,也没有星星,邓六金实在走不动了,就要瘦小的危秀英先走｡但危秀英很坚定,说什么也不走｡俩人相互依偎,熬过了最难过的一夜｡ 

 

　　第二天,她俩稍微有了一点精神,就起来赶路｡走不动就休息一会儿,能动了就往前赶,就这样走了四天四夜,也不知能不能赶上部队｡嘴上不说,但两人心里都像着火一样急,并暗中发誓,一定要赶上部队! 

 

　　突然,危秀英大叫起来:“六金,快看,前面是什么?” 

 

　　邓六金抬头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簇簇橘红色的篝火｡ 

 

　　这是部队的宿营地!两个人差点欢呼起来｡她们追了上去,终于赶上了大部队｡陈赓看见她们,赶忙迎上来握手欢迎,十几个姐妹也围上来问寒问暖｡邓六金和危秀英紧紧地抱在一起,高兴地流下了热泪｡ 

 

　　邓六金后来一直特别感谢危秀英,没有危秀英的帮助,她就死在长征路上了｡ 　 

 

 

 

　　朱德总司令带领她们采野菜,草地求生存｡邓六金胜利达到陕北,成了亲历长征的女英雄 　　 

 

　　1935年夏季,邓六金跟随主力红军过了大渡河｡大家的粮食袋都空了,有十多天都是靠野菜汤度日｡为了爬雪山,必须筹粮｡一天,朱德总司令带着邓六金､危秀英､刘彩香等去找藏胞买粮食｡ 

 

　　路上,朱德总司令兴致勃勃地给她们讲辨别野菜的方法,并把能吃的野菜都采摘起来｡这时的田野里都是光秃秃的,藏民已经收割完了青稞,并把新收的粮食都藏了起来｡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一片没收割的稀稀拉拉的青稞｡一打听,原来是主人丢掉不要的｡ 

 

　　朱老总很高兴:“主人不要,我们要,但也要执行红军的纪律｡”他把20块大洋放在地的主人的家里,并写了纸条,表示感谢和歉意｡ 

 

　　四川宝兴县的夹金山是红军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杳无人烟｡ 

 

　　上山前,休养连按照上级的要求,补好衣服,准备了辣椒和白酒｡上山那天早上,都喝了辣椒水,嘴里火辣辣的,身上也暖和起来,开始登山｡但越往上走,山势越陡,到了半山腰,已是大雪封山,积雪很深,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口气｡刚才在山下还是阳光灿烂,走到半山腰,天气骤变,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 

 

　　山上空气稀薄,加上衣单天冷,步子越来越迈不动｡邓六金和危秀英､刘彩香等互相搀扶着往上爬｡ 

 

　　伤病员上山就更困难了｡几个女战士不顾过雪山不准讲话､不准唱歌的规定,轮流用沙哑的声音鼓励伤病员,拉着､推着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向上爬｡就这样,靠肩扛手拉,终于把伤病员以及担架､药箱全部拉过了山顶｡ 

 

　　邓六金累得“哇哇”吐了几口鲜血,把蔡畅她们吓坏了｡下山的时候,她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连滚带爬滑到了山下｡ 

 

　　草地看上去很壮观,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全是绿色草地｡早上四五点钟,太阳升起,映着绿茵茵的大草地,景色倒是很好｡但这里的草一墩墩地长,草下面就是黄汤水,如果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越陷越深｡ 

 

　　邓六金这些身体相对好点的女战士,与需要照顾的老同志､伤病员结合起来,拄着拐棍,三五人一伙,五六人一团,手拉着手,相互搀扶着缓慢向前行进｡即使这样,还是有几位同志因伤病､饥饿､寒冷而昏倒,或跌滑进泥潭而牺牲｡ 

 

　　在草地,每天都饥饿难忍,每天到达宿营地,再疲劳也要找青草､树叶或草根,用洗脸盆熬成稀汤,吃饱肚子｡而吃下后恶心､呕吐,或肚子痛得打滚是常事,第二天照样拔草来煮着吃｡若遇上干燥的地方宿营,就找老鼠洞,挖出老鼠熬汤果腹｡没办法时,还把牛皮带等煮熟吃掉｡ 

 

　　在毛儿盖的沙窝,一天晚上大家煮了一些从山下采来的蘑菇,挺高兴地吃了下去｡但一会儿,便觉得全身无力,头特别疼,想吐又吐不出来,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原来她们采回来的是毒蘑菇｡ 

 

　　幸好危秀英从藏胞家里做宣传回来了,她看见一个个躺着一动不动,以为睡着了｡幸亏地上还留着一碗黑乎乎的蘑菇汤,她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对劲,赶快吐掉了｡ 

 

　　危秀英急忙将各人的水壶集中起来,到河沟里灌满了水,将邓六金､廖似光灌醒了,接着又将其他几个人都灌醒了｡ 

 

 

 

　　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汇合后,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张国焘却搞分裂｡组织上派邓六金和刘彩香带四方面军的一个家属连北上｡ 

 

　　刚走了一天,这个家属连就走走停停,一遍又一遍做工作,但行军速度还是越来越慢｡第三天,她们干脆不走了,说:“我们要等张政委的命令｡”两人急得团团转,也没有领导可以请示｡后来,这个连的连长竟下令南下｡邓六金和刘彩香急得直跺脚｡要她们北上,但她们要坚持南下,最后只能分手｡邓六金和刘彩香北上追赶自己的部队｡ 

 

　　出了草地后部队休整,在党支部会上,一个干部突然批评她们两人,说没能把四方面军的家属连带过来,甚至提议开除她俩的党籍｡邓六金感到特别委屈,四方面军的家属连是没有北上,但她俩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最后还是党支部书记董必武主持公道,他站起来说:“四方面军不听中央的,四方面军的家属连也不会听邓六金的｡邓六金她们很辛苦,也尽了最大努力,该表扬她们才对｡”听了董老的话,邓六金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委屈,哭出了声｡危秀英､钟月林等姐妹过来拉住邓六金的手,几个人紧紧地握在一起｡ 

 

　　董必武很理解女政治战士的艰辛,他把邓六金的情况对李富春说了｡其他领导也很理解,并作出决定:休养连的女政治战士长征一路异常辛苦,将女政治战士分别分到各个军团,以便得到好的照顾｡ 

 

　　邓六金被分到了三军团,在彭德怀的关心和帮助下,顺利地走完了长征最后的一段路,光荣地到达陕北｡

 

 

      长征途中，女战士还承受着男同志不能想像的痛苦。这种苦难主要是女同志生理的特殊困难，如果生了孩子又生离死别，那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和折磨就更残酷了。

 

       贺子珍在长征开始前怀孕，一直在担架队。四渡赤水后，在向云南前进的途中，她生了个男孩，但是情况太危急了，不能停留，婴儿无法带。贺子珍只抱了孩子几个小时，万般无奈，只能送给了途中的一家农民收养。分开时，孩子好像也懂事，知道以后再也不能相见，就又哭又闹，母子都在哭，那情景谁见了都要落泪。以后，这个孩子生死不知，音讯全无。

 

       何凯丰的夫人廖似光，在长征前曾因为革命把第一个女儿忍痛送人，从此杳无音信。长征时又第二次怀孕。组织上为了照顾她，把她编在休养连。但休养连也要打仗和急行军，哪谈得上什么“休养”啊！对孕妇来说，就更加困难了。当红军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怀孕只有7个月的廖似光早产了。廖似光把婴儿包好，上面写明孩子的出生日期和是红军留下来的身份，便把婴儿放在路边草堆里，眼泪如雨，一步一回头，心疼得把嘴唇都咬出了血，离开了孩子，继续长征。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不知道是死是活。

 

       周子昆的夫人曾玉，分娩时正在行军路上，婴儿的头都露出来了，只好由人搀扶着，一步一个血印，爬过一座山，找到宿营地后，才把孩子生下来。

 

       李贞也是长征前怀孕的。一路上，她带着身孕，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咬着牙，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翻过了大雪山，走过了草地。偏偏在这时，小生命降生了。没有吃的，没有住的，虽然有热心的同志送来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拿来破衣衫作尿布，但是条件实在太艰苦了，母亲和孩子还是吃尽了苦头。

 

       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在长征途中也生了个女儿，叫远征。当时部队进入西康阿坝地区。一天，要过一条齐腰深的河水，天凉，水更冷，怀着孩子的陈琮英刚过河就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同志们把她扶到一个老乡家的竹楼前。她刚蹬两级竹梯就摔了下来，这时孩子哇哇落地了。

 

       红军各部在草地上生孩子的女同志有好几个，她们中有的还没听到孩子的啼哭声，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长征刚开始时，我们女同志生理还比较正常，都还有月经。以后，白天打仗，晚上急行军，爬山涉水，又是在云贵高原上打仗，又是抢渡大渡河，又是过雪山草地，还没有吃的，饿得皮包骨头，还有巨大的体力透支，我们长征女战士的身体都垮了，几乎都得了闭经的病，许多人还得了更严重的妇女病，有的甚至导致终身不育。

 

       我虽然年轻身体好，但也得了闭经的病。到延安半年后，有一次，我们三四个女同志过一条很宽的河，有一个小姑娘看到我过河后，水通红通红的，就喊：“邓六金受伤了，邓六金受伤了。”我也吓了一跳。上岸一看，原来是月经来了。后来，她们还笑了我好长时间呢。

 

       不管多难多苦，我们还是坚持过来了，胜利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