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精神的内涵和表现

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艰辛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

 

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其中，坚定信念是苏区精神的灵魂；求真务实是苏区精神的精髓；一心为民是苏区精神的本质；清正廉洁是苏区精神的品格；艰苦奋斗是苏区精神的要义；争创一流是苏区精神的特质；无私奉献是苏区精神的内核。

理想信念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斗争充满生死考验。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苏区军民坚持斗争胜利的根本动力。苏区军民始终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和中国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念，他们为了追寻崇高的理想、光明的愿景，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奋勇向前。

 

1930年1月，针对党内和红军内部存在的对时局估计悲观情绪，特别是林彪等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言论，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近8000字的回信。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这不仅提出了红军初创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构想，而且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1年后，具有“燎原”之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南部的小城瑞金成立。

 

1935年，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方志敏被俘后，蒋介石多次派人妄图以高官厚禄来劝降他，但方志敏不为所动。面对那些说客，方志敏铿锵有力地回答道：“我们军事上是暂时失败，政治上是不会失败的。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的！”

 

同年3月，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负伤不幸被俘。为瓦解其意志，敌人押解刘伯坚戴着铁镣从大余县城最繁华的大街经过。在狱中，刘伯坚不惧酷刑，抗拒诱降，志坚如钢，抱定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坚定信念，以笔作武器，以监狱当战场，奋笔写下了《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等革命诗篇，表达了为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赤胆忠心。敌人不禁感言：“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不仅坚定了苏区时期全党同志和全军将士的必胜信念，而且对引领中国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特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深入调查研究，坚持求真务实，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和实行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一部分人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十分盛行。1927年后的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特别是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对苏区的革命战争和各项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危害。

 

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坚决反对，并十分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了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他先后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后，写下了著名的《调查工作》即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并鲜明地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后来，毛泽东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向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发出《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进一步提出：“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要求教育党员干部重视调查研究，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苏区时期，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红军第一至四次反“围剿”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根据地党和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建设等正确的方针政策等等，正是通过调查研究，不断总结苏区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创造性地提出来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苏维埃政权作为新生的国家政权，不仅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而且代表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践行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

 

为了使贫苦农民获得土地，在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为了保卫巩固苏区，改善群众生活，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努力发展苏区经济，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搞好生产；为解决苏区内劳动力缺乏问题，组织领导农民建立劳动互助社、耕田队、换工队、耕牛站、耕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帮助群众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为解决物资匮乏，保护群众利益，减少私商的中间盘剥，活跃苏区市场，在苏区创办了以保障供给、搞活流通、减少剥削、增加收入为目的的各类消费合作社；为了使苏区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党和苏维埃政府在苏区大力普及文化教育，对苏区儿童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对成人实行扫盲教育。这些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都是为民谋利的实事、大事。

 

为了广泛动员和发动群众，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而且把它和革命战争、为群众谋利益联系起来看。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在中央苏区战事频繁和政务繁忙中，毛泽东把战士、群众的冷暖温饱，都时时放在心上，给老乡送医送药、车水抗旱、打井找水、割禾挑水、挖茅坑、修路桥等。瑞金沙洲坝的“红井”，就是当年毛泽东为解决当地村民饮水困难带领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开挖的。朱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周恩来、张闻天等帮助红军家属挑水砍柴等爱民故事，至今还被广为传颂。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郑重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会上，表扬了兴国县的苏维埃工作人员，不但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重要性，而且从行动上非常关心群众生产和生活，受到全国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苏区群众发自内心地由衷地感叹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不仅是对当年苏区干部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形象生动的真实写照，更是表达了苏区人民对苏区干部好作风发自肺腑的高度评价和赞颂之情。

 

苏区时期，除少量技术人员外，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所有干部一律没有薪饷。1933年7月18日，毛泽东来到宁都县铲田区调研，在区政府住宿一晚，毛泽东坚持要交上食宿费，于是铲田区财政部的记账本上有了如下记载：“七月十八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住，照章交来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这册记账本至今保存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成为革命领袖廉洁自律作表率的生动见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起来了苏维埃政权，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保证中央苏区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进行，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并严格要求苏区党政干部养成清廉从政的工作作风，且实行了一系列坚决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的措施。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建立了惩防并举，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党风廉政建设机制。

 

在惩处腐败分子方面，中央苏区制定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和《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在制度建设方面，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等法规。在监督方面，一是在中央设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工农检察委员会，同时组织突击队、轻骑队，监督苏维埃政府法令、批示的执行；二是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在《红色中华》《斗争》等报纸杂志开辟有“红板”“黑板”“铁锤”等专栏；三是发动群众监督，主要通过建立控告局、设置控告箱、聘请工农检察通讯员、开展群众评议等方法，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检举运动。

 

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注重干部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坚持用制度和法纪反腐惩贪，创建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赢得高度赞誉。苏区干部纪律严明，不谋私利，成为廉洁自律的典范。

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异常艰苦困难。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苏维埃工作人员每人每天只发不到1角钱菜金和大半斤粮食。毛泽东严以律己，带头节衣缩食。毛泽东有夜晚办公习惯，有时夜深了，公事没有办完，肚子很饿，他就和谢觉哉一起煮南瓜吃。

 

1934年春，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日益激烈，根据地范围日趋缩小，苏区的财政经济状况严重恶化。面对严峻形势，为全力支援反“围剿”战争，1934年3月1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红色中华》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中央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率先响应。中共中央机关博古、陈云、李维汉、邓颖超、潘汉年、陆定一、毛泽覃等23位同志响应节省运动，在给《红色中华》报的信提出：（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在瑞金工作的中央机关后方工作人员，成立了“节约总会”。大家每天只吃两餐饭，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当时有句很响亮的口号“节约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苏区军民的自觉行动。

 

在中央机关的带动下，中央苏区各省、县、区、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和各工厂、企业、商店的工人、店员、职员，都积极行动起来，响应《红色中华》号召，投入节省运动。193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为进一步推动节省运动更广泛深入开展，专门向各级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及后方各军事机关负责同志发出指示信，进一步在全苏区干部群众中开展每人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运动。

 

在节省运动过程中，不断推进反对贪污浪费和消极怠工的斗争，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精神，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

争创一流、创造一等工作，既是共产党人在苏区时期精神世界的反映，也是广大群众对待工作的一种基本境界。在中央苏区的各项建设中，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言传身教带领下，广大苏区干部都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发扬锐意进取、勇于开拓、争创第一的革命精神，涌现出了许多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优异成绩的模范县、乡，成为蜚声苏区的楷模。赣东北省委、兴国县委及长冈乡、才溪乡苏维埃政府，都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精神。其中兴国模范县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1931年12月至1933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设在兴国县城，兴国县的各项工作得到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兴国县的广大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努力创造“第一等的工作”，使全县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全苏区前列，多次受到苏维埃中央政府、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表扬和毛泽东的称赞，成为全苏区学习的榜样，主要体现在“十模范”:扩大红军的模范、支前参战的模范、慰劳红军的模范、优待红属的模范、推销公债的模范、粮食动员的模范、合作社运动的模范、节省运动的模范、文化教育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

 

1932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开展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冲锋工作竞赛，兴国县苏区各级党政干部在工作中深入实际，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完成各项任务，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创造了党员干部“十带头”(即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优待红属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的好风尚，在竞赛中获得总分第一的成绩。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题写“模范兴国”四个字，赠送给兴国的同志们，予以褒奖。

 

兴国县长冈乡是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受到毛泽东表扬的两个模范乡之一。毛泽东号召全苏区都要向这些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先进典型学习，提出“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作为我们“巩固的阵地”。

 

苏区军民发扬争创一流的精神，以蓬勃的革命热情、昂扬的革命斗志，踊跃支前扩红、发展生产，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涌现出模范兴国县、模范长冈乡等苏区典型，成为广大苏区军民学习的标杆。

 

为人民而奋斗的无私奉献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苏区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无私地将一切奉献给革命、奉献给红军、奉献给苏维埃。

 

中央苏区当时脱产的红军部队、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小学教师，共约20万人，平均每20位农民就要供养1名脱产人员，还要保障数额巨大的军需开支，苏区人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但是，苏区人民为了革命，为了苏维埃事业，毫不迟疑地承担了这一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在苏区时期发展、壮大，与苏区人民无私奉献和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当时“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下，苏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积极起来为保卫红色政权进行顽强的斗争，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11月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被敌人发现，穷追不舍。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为不愿拖累同志，临难不苟，纵身跳下山崖壮烈牺牲，用血肉之躯实践了他生前“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当年，所有苏区干部没有薪饷，“自带干粮去办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苏区群众义无反顾、倾其所有支援革命、支前参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正是这种无私奉献精神，使党和红军能够在极端艰难时期发展、壮大，最终夺取中国革命胜利。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精神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井冈山精神的发展和深化，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支柱和源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苏区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显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升华，也是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今天，我们要坚持继承先烈遗志，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